文革武斗“重庆红港海战”震惊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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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保卫战”背后,中国内外大局已变

中国全国政协会议闭幕当天,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会见港区全国政协委员并就“港版国安法”发表谈话,中国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和梁振英、国务院港澳办副主任张晓明、香港中联办主任骆惠宁亦有参加。据与会委员引述,夏宝龙在会上直言,从占中到旺角骚乱再到去年延续至今的反修例,已经…

    1967年8月8日,大型国防企业望江机器厂反到底派“金猴”武斗队为向建设机床厂反到底派运送增援物资,用改装“炮艇”三艘组成舰队,沿长江溯江而上,沿途与占据东风造船厂、红港(朝天门码头在文革中的名称)、长江电工厂等地的八一五派交战,打死24人,打伤上百人,打沉“长江207”拖轮等船只3艘,打坏12艘,长江航运为之中断。这就是当年震惊全国的“重庆八八海战”……

    在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文革”的基本结论是,它“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文化大革命名义上是直接依靠群众,实际上既脱离了党的组织,又脱离了广大群众。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      
    本刊“重庆纪事”栏目,于30多年后将“重庆八八海战”疽臃割破,其目的正如百岁老人巴金所说,“这是一笔心灵上的欠债,必须早日还清。”其意义就在于,要让今天的重庆人认识到:一个安定团结、稳健发展的社会局面,对经济建设和人民的安居乐业是多么重要! 

    武斗战火为何燃起?
     
    要了解重庆“八八海战”的来笼去脉,就得了解重庆文革中的武斗。
      
    武斗,本来是伴随着大规模群众性政治运动而产生的一种很难避免的现象。若再加上领导者左倾路线、左倾思想的指导,则必然会更加恶性发展。因此,尽管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时就作出了“要文斗,不要武斗”的规定,但由于极左路线的干扰,武斗最终未能避免。       
    自文革开始后,重庆就陷入空前动乱中。1966年12月4日,发生了造反派与“保守派”在市体育场内外的数万人大规模流血冲突。这是重庆的首次大规模武斗。到1967年,造反派分裂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即“八一五”派和“反到底”派。5月16日,《中共中央关于重庆问题的意见》发布,当时主政重庆的“革联会”在《意见》中未得到承认,中央决定另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月底,因八一五派有人提出“谁要砸我革联会,先交遗书和脑袋”,反到底派的中学生红卫兵九一纵队便公开发表了慷慨激昂的《遗书》,表明为砸烂革联会不惜牺牲的决心。山雨欲来风满楼,大规模的武斗已不可避免。       
    6月5日至8日,位于北碚区的西南师范学院八三一战斗纵队(反到底派)与春雷造反兵团(八一五派)使用棍棒、钢千、石头、石灰等进行武斗,市内两派均派人前往增援,揭开了重庆大规模武斗的序幕。此后,随着武斗的发展,重庆大学八一五战斗团建立了“卫戍司令部”、三0一野战队等专业武斗组织,各区八一五派建立了“捍红指挥部”等武斗指挥机构,反到底派也组建立北碚猛虎团、黄山警备区等专业武斗组织。       
    7月7日,两派在牛角沱嘉陵江大桥南桥头武斗,八一五派在进攻反到底派占据的市二轻局大楼时被小口径步枪击毙二人。这是重庆武斗中第一次开枪打死人事件。7月27日至28日,嘉陵机器厂、建设机床厂、望江机器厂等大型国防企业造反派相继介入,国防企业所生产的现代化武器被大量使用于武斗,使武斗规模迅速升级。      
    8月3日,两派在大型国防企业建设机床厂大规模武斗。八一五派占据的制高点——谢家湾有名的弧形建筑“弯弯大楼”被反到底派用四管联发高射机枪击中烧毁;8月5日,两派在建设机床厂制高点清水池大规模武斗,动用了坦克、高射机枪等武器,死22人。当时有文革小报用了“尸横遍野,血肉横飞”的语句。      
    8月8日,大型国防企业望江机器厂反到底派“金猴”武斗队为向建设机床厂反到底派运送增援物资,用改装“炮艇”三艘组成舰队,沿长江溯江而上,沿途与占据东风造船厂、红港(现朝天门码头)、长江电工厂等地的八一五派武斗队交战,打死24人,打伤上百人,打沉“长江207”拖轮等船只3艘,打坏12艘,长江航运为之中断。这就是当时震惊全国的“重庆八八海战”。同日,空压厂八一五派武斗队将坦克开出厂区,经沙坪坝到市中心解放碑示威,进城公路沥青路面上被压出的坦克履带印痕很久未消……
     
    “舰队”是怎么组成的?
     
    1967年8月1日,长江2014号轮拖挂货8—126铁驳,上水航行驶往重庆,货船上载有重庆急需的百货、西药等物资370多吨。到长江深沱(长寿以下 30里左右),轮船接到了公司“停船待令”的指示后,继续行驶到了长寿,当天晚上停在那里。8月2日凌晨4点多钟,当地80多名男子乘一艘大木船登上轮船,随即将全船控制。
      
    一起震惊全国的武斗事件——“八八红港海战”,就这样拉开了序幕。
      
    登上长江2014号轮的80多名男子,就是由长寿的反到底派组织行动的。一群人控制轮船后,先将轮船开往涪陵,8月3日又驶回长寿。
      
    当天下午6点多钟,停泊在深沱的人民5号货轮,也遭到劫持——从郭家沱开出的炮艇望江101、嘉陵1号,一前一后地将其夹在中间,开到长寿。晚上8点多钟,3艘轮船及长江2014号轮,一起往上游驶去。船队由嘉陵1号领航,人民5号、长江2014号轮及其拖挂的货船居中,望江101押后。8月4日凌晨2 点左右,4艘轮船航行到蒋家沱时,又将停泊在这里的客运班轮昆仑号和东方红102号挟持加入。凌晨3点半钟,几艘客、货轮船行驶到郭家沱,停了下来。不久,客轮意外地得到了起锚准许,离开船队开往重庆。
      
    在整个行动中,反到底派长航“红一方面军”总部头头邓松涛、王三恒,长江2014号轮上的头头朱星德、刘志华、刘文荣等反到底派下属组织负责人,扮演了重要的内线角色。船队行驶到郭家沱后,行动的幕后组织者——同属反到底派的望江“金猴”及其头头邓长春,站到了前台。       
    随后几天,“金猴”将人民5号轮进行了武装:在驾驶台和船舷两边烧焊了铁板,以加固防御;船头和驾驶台左右两侧,各安装了一门陆三七高炮;在驾驶台前,装重机枪一挺;驾驶台后面,装高射机关炮一门;船尾,装海三七高炮一门;不仅如此,大兴场粮库的50多吨小麦共800多包,也被搬运到轮船上,当作沙包筑成了防御工事。      
    8月8日中午,人民5号武装完毕,“金猴”宣布成立“军工井冈山第一舰队”,邓长春任舰队司令,王三恒任总指挥,朱星德任指挥。下午4点半左右,“舰队”驶出郭家沱码头,径直开往重庆城区。

    舰队为何要开往重庆?
     
    望江军工“金猴”此行的目的,就是要运送几门大炮到九龙坡,支援同派组织建设厂“红大刀”,并换回自己所需的半自动步枪,同时以此显示本派力量,打通两个组织间的联系通道。出发前,他们已在人民5号轮的货舱里,装载了送给“红大刀”的3门大炮,以及每箱20发、共约千多箱的炮弹。      
    市公路运输集团公司退休职工颜国强向记者介绍:重庆的造反派分裂后,在城区,从朝天门到两路口一带,以及南坪、铜元局等地,为八一五派控制的地盘;两路口到杨家坪一带,以及江北的观音桥等地,为反到底派控制的地盘。“在武器装备上,望江军工‘金猴’和建设厂‘红大刀’有互补性。而长江航运和陆路运输被八一五控制的地盘切断,也就促成望江军工‘金猴’选择了铤而走险——组建‘舰队’,建立联系。”      
    “在当时,对方有什么行动,一般都要提前通知对方。”现已56岁的王子涵,当年在八一五派一方的水运204号轮上担任锅炉工。他回忆:“那段时间,我们可能也接到了反到底派的情况通报。大家虽然不知道‘金猴’会怎样行动,但都感觉不对头。所以,在‘金猴’的舰队出动前几天,公司要求所有蒸汽轮船,必须保持气压,随时待命。”
    一起双方都有准备的武斗事件,正一触即发。“不管是反到底还是八一五,在当年的背景下,都不能用对、错来评价的双方行动——因为各方的出发点,都是‘为了保卫毛主席’。”提起往事,家住永川的刘长明还带有情绪,“我是反到底一方的。1967年8月8日,我就在望江101上。我也开了枪的。至于当时的具体情况,因为那时岁数太小——才16岁,我现在已不清楚了。”

    “海战”是怎么进行的?
     
    刘的朋友告诉记者,刘其实并非不清楚,只是不愿说而已。不过,刘不愿说的情况,记者从有关单位查阅到了详细资料:一个叫刘英彬的船员,当年就在人民5号轮上,事后“倒戈”参加了八一五派,介绍了“八八海战”的详细经过——       
    1967年8月8日下午,“军工井冈山第一舰队”驶出郭家沱时,望江101在前,嘉陵1号、人民5号随后。3艘轮船一出铜锣峡,人民5号上的4门炮,就对准停泊在唐家沱的船只和东风造船厂方向开炮,“当即打中人民6号轮和西南最大的修船浮坞。后来才知道,这次(炮击)不但打伤了人民6号等多艘轮船和浮坞,还打死长航职工2人,打伤多人”;到了窍角沱,“舰队”按计划改变队形:望江101在右,嘉陵1号在左,人民5号在中后,呈三角形继续上行。      
    “舰队”航行到木关沱,人民5号发出开炮信号,望江101和嘉陵1号首先打响。人民5号便打开广播喊:“港口兵团、长航兵团,你们不要打,我们是到九龙坡卸货的。”喊话结束后,人民5号也对准红港航运大楼和客运站开炮射击,现场顿时“硝烟滚滚、炮声隆隆”……长江207被打燃了,“有些船员被迫弃船跳水,而望江101却停车用机枪进行扫射,见一个打一个,硬要置之死地而后快,真是惨不忍睹!”到了东水门,……从(长江)右岸开出施救的“水运204、104 两艘小火轮被击中顶篷,被迫开进小河”。“接着,3只炮艇又向人民28号、人民30号猛烈射击,当即将人民28号打中,流至野猫溪沉没;人民30号尾部被打伤,被迫开进小河躲避。”       
    舰队航行到望龙门河心,望江101追上人民5号,因已完成护航任务,即得到返回的准许。“后来听他们讲,101回望江经过唐家沱东风厂时,又向该厂打了若干发炮弹,同时还联系铜锣峡山顶大炮向东风厂炮击60发,简直像一条疯狗。”而在望江101掉头回去后,“人民5号、嘉陵1号继续往上开,经过长江电工厂时,又向该厂猛烈开炮,当即打穿了岸上油库,击沉了江边一艘拖轮长江1号,以后(两艘轮船)就一直开到了九龙坡”……       
    鉴于当年的特殊背景,记者注意到,刘的介绍,不可避免地带有派性色彩,甚至可能隐瞒了部分真相。所幸的是,一位姓陈的本刊读者称,他是反到底派的,重庆武斗停息后,他曾以反到底派“红一方面军”代表的身份,参与了事件的调查:刘英彬介绍的海战经过“基本属实”,“但有一点情况需要更正——在望江军工‘金猴’的舰队到嘉陵江、长江交汇处江面前,人民28号就已横向停在那里,实施拦截;人民30号也开到了嘉陵江口。两艘轮船因此才遭到炮击。”
      
    望江“金猴”是如何筹备的?
      
    在这起武斗事件中,“八一五派”一方无疑被打得“落花流水”。而随着记者调查的深入,当年重庆的混乱局势,也从这起事件中凸现出来。       
    家住谢家湾的杨文凯老人,今年72岁,在他的印象中,武斗开始后,“(属反到底派的)建设厂‘红大刀’确实陷入了困境——许多家庭连煮稀粥的米都没有了,因此特别需要(本派)其他组织的支援。”      
    望江军工“金猴”后来的支援行动,也就因此进行了周密的筹划,并最终取得了“大获全胜”的结局。
      
    据刘英彬在“揭露”“8·8红港海战”的材料中介绍,长江2014号轮当初没有停在深沱待令,就是因为轮船上的长航“红一方面军”头头朱星德、刘志华、刘文荣等人,已与长寿反到底组织暗中取得联系。轮船停靠长寿码头当晚,乘木船渡上轮船的80多名男子,头戴藤帽,手里操着钢钎、大刀、杀猪刀、匕首、炸药、雷管等,每人左手手腕缠着红布。控制全船后,他们最初宣称自己是八一五派的,还吓得船上的反到底派船员刘长炳,跳进长江逃跑了。表明真实身份后,那伙人为防备八一五派抢夺轮船,又威胁说,轮船上已安装了炸药,如果八一五派有人来抢,“我们就同归于尽”。而轮船被劫不久又被开往涪陵,就是为了到涪陵与同派力量协商,如何把船送往望江军工“金猴”的驻地。      
    显然,劫持长江2014号轮的行动,事前就已作好安排;行动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与“文革”开始后,重庆已陷入“全面内战”、各自为政的局面,有着直接的关系。      
    刘还介绍,8月4日凌晨,船队到达郭家沱后,昆仑号和东方红102号轮不久被放行,原因就是由于这两艘轮船不在“金猴”的劫船计划中,而且两艘客轮都载有外地旅客,反到底派担心他们的夺船行动过早暴露。      
    刘英彬在“揭露”材料中披露,“军工井冈山第一舰队”出动前,望江军工“金猴”把长江2014号轮用作指挥船,“船上设立了作战指挥部、水上检查站、后勤指挥部,还设立了两个黑电台,经常向邮电兵团、交院、黄山、反到底1号等其它黑电台发号施令。”在2021号轮上,王三恒等头头还多次组织了动员大会。到 8月8日下午,“舰队”出动时,在人民5号轮上的各个炮位,也已用粉笔划好了信号:“一长一短(两声)表示准备开炮,二短一长(3声)表示开炮,一长声表示停止射击。”       
    记者采访时,不少了解这起事件的人都感叹:对当年两派各组织的行动,没经历过“文革”的人,可能会觉得不可理喻,但在当时,类似望江军工“金猴”的行动,已达到明目张胆的地步,而且到处都在发生,也没人阻止。

    谁还记得当年“海战”场面?
     
    “八八海战”,就在这种混乱的局势中打响。当年很多人亲眼目睹了交战经过,至今还记忆犹新。
      
    “我家就住在唐家沱。1967年,我才10多岁。8月8日那天下午,我正在家里玩,突然听到一阵轰响。明白可能有人打炮后,我赶紧爬到床下藏了起来。”一位叫刘晓河的读者,给记者打来电话,“过了不久,响声息落,我跟着一些大人跑到了江边,结果开炮的轮船已驶往重庆去了,当时就听说打死了两个人。哪想到,当天晚上,我们那里又遭到了炮击……”       
    记者在南滨路玄坛庙附近采访时,一位姓肖的先生讲述了他当年在那里看到的“战斗”场面:“我那时刚好13岁。那天下午,我们一共有七、八个娃儿正在江边洗澡,突然听到喇叭响起来了。没等我们弄清楚喇叭说些什么,接着就看到从下游开来的3艘轮船开炮了,吓得我们赶紧趴在江边。3艘轮船中,人民5号轮上挂有 ‘反到底1号’的旗帜。3艘船即将驶到现在的卷烟厂附近江面,人民28号和人民30号才从小河开出来拦截,红港大楼也开始有机枪往江面扫射。我们这时才发现,在红港码头上,已垒有很多沙包,里面也有人开枪。但红港一方根本不是对手:人民28号、人民30号开出来后,人民5号轮上的大炮就对着人民28号打,后面两艘炮艇就对着人民30号打。没打几炮,人民28号一侧身,就不行了,后来就飘到野猫溪附近沉没了;人民30号挨了一阵后,就不得不躲进小河里去了。”       
    肖回忆,红港一方可能也做了准备,“但打起来后,完全是仓促应战,没有丝毫还手之力”:别说应战时显得手忙脚乱,就武器而言,自始至终也只有机枪、步枪和对方的大炮开战。他介绍,双方打起来后,在位于南岸的轮渡公司修理厂,有人向江面开枪,人民5号轮还用喇叭还警告说:“王麻二,你娃不要打哟;不然我们打过来,你娃吃不消哈。”混战中,长江207被打燃了,随后就失去了控制,往长江下游飘走了。
      
    肖先生介绍的战斗场面,当天下午在江北咀附近洗澡的李有福也看到了。李当时22岁,和40岁的邻居陈仲良一起在江边洗澡。两人还带着一个叫陈树平的小孩,在岸上照看他们的衣裤。双方开炮后,李离岸边不远,挣扎着游上岸,拉着小孩陈树平就跑,躲到了岸边一个卷扬机的水泥柱后面。“枪炮声持续了半个小时左右,而且一直很密集。其间,陈仲良游出50米左右,才返回来。跑上岸时,他浑身发抖,脸都变成了猪肝色。”李说,那天是他一生中最危险的时候:“要是挨了一冷枪,我也就没有今天了。”
      
    重庆广播电视报美编黄勇智,当年12岁,听到炮响后,也从临江门跑到千斯门“看稀奇”:“听到子弹‘呜、呜’地从头上飞过,我才趴到了地上。只见有轮船被击中后,船员还在往江里跳。另一方船上的人,就调转枪口,直往江里打。”
      
    市公路运输集团公司退休职工颜国强,当年在望龙门附近目睹了“海战”的经过。他回忆,双方战斗结束,人民5号打出的炮弹、机枪弹头,有的卡在了江边的木筏缝隙中。“我们当时才10多岁,马上就跳到江里去摸,感觉那些弹头还是热的。”后来,被击沉的人民28号轮,被打捞起来拖到东水门停了几个月,“我见船体遍体鳞伤,就爬到船上去,看有什么地方可以躲过袭击,结果发现:不管哪个位置,都被枪弹打过。”      
    令记者意外的是,给本刊打来电话的知情人中,有不少人当年在反到底一方参加了“海战”。他们零碎地介绍了过去的一些情况,但都不愿透露自己的具体姓名,也不愿详谈他们当年的经历。而在八一五一方,当年在水运204号轮上任锅炉工的王子涵,则约见记者,介绍了他在抢救长江207时见到的恐怖场面:“长江 207可能想突袭望江101,结果反被后者打燃后失去控制,往长江下游飘去。我们开出施救时,也遭到了炮击,但最终仍跟了出去,并不断用水龙灭火。后来,长江207的火势得到控制,我和同事才爬上去。那艘船上的人都已死完了,有的脑浆迸裂,有的肠子都流出来了……”      
    “金猴”是怎么撤回望江的?
     
    “人民5号、嘉陵1号驶过长江电工厂时,不止打燃了油库,双方还进行了激烈的交火。”向记者介绍当年“海战”的情况时,杨文凯老人特地强调:“当时,我恰好在黄沙溪江边,亲眼目睹了双方交火时的场面——‘金猴’想示威和打击对方,同时还要保证自己的安全;而长江电工厂的八一五派则想把‘金猴’的两只船击沉。可想而知,战斗激烈到什么程度!”记者查阅到的有关材料,也作了印证:“在铜元局附近江面,人民5号、嘉陵1号遭到了猛烈攻击,以致人民5号上出现了多起伤亡……”       
    不过,对望江军工“金猴”而言,打击长江电工厂的八一五势力,毕竟不是他们此行的主要目的。所以,人民5号、嘉陵1号很快就通过了铜元局段江面,于8月8日下午7点45分到达建设厂,结束了从郭家沱到九龙坡共40里的行程。
     
    两艘轮船停下来后,望江军工“金猴”的人员,立即把人民5号装载的大炮和炮弹卸上了岸,然后又在人民5号轮船身加装了两层8公分厚的钢板,准备再打回望江。然而,邓长春、王三恒等“金猴”、长航“红一方面军”头头没想到,经过刚刚结束的惨烈战斗后,两艘轮船上的大部分船员,都无心再战。尽管他们采取了威逼利诱等手段,甚至在当时物资紧缺的情况下,每天兑现两个水果罐头、一个牛肉罐头,但包括刘英彬在内的部分船员,仍最终逃离了轮船。邓、王等头头准备再打回望江的想法,也就只好落空了。“8·8红港海战”,由此才没有继续下去。     
    据有关方面事后统计,8月8日下午,望江军工“金猴”引发的“海战”,“打死24人,打伤129人,打沉船只3艘,打坏12艘。长江交通为之中断。”
     
    邓长春是怎样一个人?
     
    1967年距今,已过去36年了。当年,担任“军工井冈山第一舰队”总指挥的邓长春,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在一家报社供职的于先生,向记者讲述了有关邓长春的一段经历。     
    “1967年7月底,邓长春带领约500人,进驻位于南岸黄桷垭的重庆市第四女子中学(今重庆市第二外国语学校)。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见到他的。”于先生的家就在四中。当年他13岁,对邓及其率领的“部队”充满了好奇。
     
    在那里,邓长春建立了“黄山警备司令部”,并自任“司令”。司令部设在学校实验大楼,外面戒备森严。学校的甲栋教室,则被改作了宿舍。司令部下分“红一连”、“红二连”等编队,每天都在学校操场操练。
      
    于至今印象深刻的是,当年被叫做“战士”的那群年轻人,有工人,有农民,个个都朝气蓬勃、英姿飒爽。“尤其是司令部的一些文艺女兵,本身就很漂亮,再穿着一身海魂衫、白衬衫等服装,腰别一把小手枪,看起来特别精神。”而邓长春身高不到1米7,体形偏瘦,常穿军装,扎着一跟腰带,配一把左轮手枪,显得也很威武。
      
    在于先生的记忆中,邓讲话语句简短,颇具煽动性。一次,司令部在操场集合,邓不紧不慢地讲道:“同志们,报告大家一个消息:昨天,我们在长江上截获了5艘补给船,缴获了大批猪。今天,大家打牙祭。”邓话音一落,全场就“哗哗哗”地鼓起了掌。
      
    于回忆,在司令部中,邓不仅突出地摆着“司令”的架势,遇事也比别的人老练。一天上午9点左右,邓刚走到实验大楼,就听到“砰”的一声枪响。由于当时形势比较紧张,司令部其他人一下子慌乱起来。但邓很镇静,“大家不要乱!马上戒严!”控制局面后,很快查明了原因。原来,两名战士擦枪时走了火,其中一人当场被打死了。事发后,邓借题发挥,召开了一个隆重的追悼会,招来一口大棺材,把死去的那个年轻人,埋在了学校一棵雪松下面;送葬时,邓有意安排高唱毛主席的语录歌:“要奋斗,就要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结果,这起意外事件,不仅没有在司令部造成负面影响,反而还激发了那群年轻人的斗志。       
    在四中期间,邓通过电台与外界联系,并指挥“军工井冈山第一舰队”引发了“八八海战”。其后,他又回到“黄山警备司令部”,指挥了1967年8月22日攻打上新街原大庆民中的战斗。“大约1个多月后,黄山警备司令部就撤走了。”
      
    于后来了解到,邓长春文革前只是望江机器厂的一名工人。文革开始后,邓“造反起家”,逐渐成为了望江军工“金猴”的头头。一位当年反到底派的知情人告诉记者:武斗结束后,反到底派的邓长春和八一五派的方文政都被判处了有期徒刑。
    “在‘8·8红港海战’中,长航‘红一方面军’被打死了20多个人。‘海战’结束,这些人被八一五派当作‘烈士’,埋在当年朝天门码头一棵黄葛树的周围。一两年后,那圈墓地又被拆除了。”回忆当年的那起武斗事件,许多人叹息之余更多庆幸:“那个疯狂的年代,再也不会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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