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逃避当红军 苏区百姓不惜自阉自杀

历史 Linda 9个月前 (06-02) 148次浏览 0个评论

难忘的“移河造田”往事与红五类的恶报

我的启蒙教育正值文化大革命后期,也是全国大兴“移河造田”工程的时期。 六十年代出生的中国人尤其是农民的后代因为肚子很难吃饱的缘故,“记忆力”普遍早熟。本人对四岁以后亲历亲见的旧事基本上能够如数家珍,因此整个七十年代的社会现实依旧历历在目。 毛中国的水利工程不仅…

为逃避当红军 苏区百姓不惜自阉自杀
战争伤亡不断,人们的参战激情也随之下降,从1933年开始,苏区群众开始躲避当兵或当逃兵。

核心提示:到后来甚至有的人发展到装病、自残自杀以逃避兵役的地步,“有一个农民,怕当红军,故意将自己的生殖器弄坏,或者干脆投塘跳河自伤自杀了”

从1933年开始,随着国军对中央苏区的围剿,红军兵力损耗严重,仅靠上述“自愿”参军远远不能满足红军与国军作战的要求。同时由于对红军优待政策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翻身农民参军的热情不断下降。于是,迫于生存的压力,红军逐渐开始强迫老百姓当兵。

战争伤亡不断,人们的参战激情也随之下降,从1933年开始,苏区群众开始躲避当兵或当逃兵。

据1933年江西苏区政府的通令反映:“江西全省动员到前方配合红军作战的赤卫军模范营、模范少队在几天内开小差已达全数的四分之三,剩下的不过四分之一,所逃跑的不仅是队员,尤其是主要的领导干部也同样逃跑,如胜利、博生之送去一团十二个连,而逃跑了十一个团营连长,带去少队拐公家伙食逃跑。永丰的营长政委也跑了,兴国的连长跑了几个,特别是那些司务长拐带公家的伙食大批的逃跑。”(《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3-1934年)》,中央档案馆、江西省档案馆编印,1992,第107页)

1934年“(于都)大部分模范赤少队逃跑上山,罗凹区十分之八队员逃跑上山,罗江区有300余人逃跑,梓山、新陂、段屋区亦发生大部分逃跑,有的集中一百人或二百人在山上,有的躲在亲朋家中”、“(新陂区密坑乡)精壮男子完全跑光了”(《于都发生大批队员逃跑》,《青年实话》第111期,1934 年9月20日)

而据李一氓回忆,“四十岁以上的男人很多都陆续地跑出苏区,到国民党区投靠亲友。有时搞到一点什么东西,也偷着回来一两次接济家里。因为他在家里实在是难以活下去。……这种逃跑现象各县都有,特别是那些偏僻的山区里面,跑起来人不知鬼不觉。”(《李一氓回忆录》,人民出版社,2001,第156页)而且逃跑的规模越来越大,“十余天来,各区群众向白区逃跑现象日益发展,从一乡一区蔓延到很多区乡,从数十一批增加到几百以至成千人一路出去,从夜晚‘偷走’变而为明刀明枪的打出去,杀放哨的,甚至捆了政府秘书走。”(《关于资城事变问题省委对资溪县委的指示信》,石叟档案008222/3745 /0247)

到后来甚至有的人发展到装病、自残自杀以逃避兵役的地步,“有一个农民,怕当红军,故意将自己的生殖器弄坏,或者干脆投塘跳河自伤自杀了” (1934年9月21日《红色中华》第236期,第6版,转引自王连花《动员与反动员:中央苏区“扩红”运动》)。可见人们对当红军的恐惧噎到了何种地步。

对于苏区群众从积极参军到逃跑甚至自残的这种在转变,曾经在兴国负责扩红的刘守仁回忆说:“扩红初期人们自愿报名参军,然后是要动员报名参军,最后被强制报名参军;而有的人则躲起来或干脆跑到外地去,甚至跳河自杀,有的人被扩进了红军,半途上又跑掉了,即使捉住枪毙,也仍有人开小差。”(刘守仁口述,田惠整理:《兴国“扩红”》,《党史纵横》2006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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