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宣队指导员张国臣

历史 Linda 2周前 (01-14) 15次浏览

1966年以后十年的中国,是一个特殊的时代。所谓“文化大革命”早已超出“文化”的范围。学生与学生,学生与老师,老师与老师,下级与上级,干部与群众……人与人之间相互揭发、批判、斗争,虽然绝大多数人都不知道究竟什么是革命?要革谁的命?但人人都不得不卷入这一场残酷的斗争之中。

1968年,军宣队进驻学校,每一年级,都派来一位指导员,我们年级的指导员是张国臣。

张指导员来自河北农村,二十几岁,浓眉大眼,身材高大。用现在的话来说,是位帅哥。伟大领袖曾把“工宣队”派进学校改造知识分子,把大家改造得胆战心惊,不知这批军人又将如何教育改造我们?我早被划入出身不好的一类被改造对象,每日生活在忧郁与恐惧之中,处处小心行事,对张指导员敬而远之。

那时,伟大领袖不断发表“最高指示”,有时在白天,有时在半夜。夜里,老师们几乎都和衣而眠,留心听着外面的动静。只要锣鼓声一阵紧一阵地响起,高音喇叭刺耳地喊着:集合啦!集合啦!传达最高指示啦!我们就马上跳起来,急奔出去,老师和住在学校的学生们慌慌张张地集聚在操场上,排着整齐的队伍,高声背诵过去发表的“最高指示”,等待新的“最高指示”的降临。然后,大队人马绕着学校附近的街道,高喊口号,游行至半夜,有时至天亮才能回校。我的儿子只有三岁,白天放在张大娘家,晚上,我俩相依为命。若是晚上发表了“最高指示”,我在万般无奈之下,只得把儿子反锁在房中,喊着口号在街上游行的过程中,我的心时刻都在受着煎熬,不知孩子是否掉到床下了?是否受到惊吓了?是否闯了大祸?是否在哭……内心的苦,是还没有做妈妈的人们难以体会的。后来,女儿又怀在肚中,一个孕妇,要和十三四岁的学生们一起去游行,一会儿要跑步追赶前面的队伍,一会儿要去照顾掉队的小同学,这是多么艰苦、多么危险的事。我不能提出不去游行的要求,因为,只有受审查的人,才没有资格去游行。

有一天,张指导员来到我们办公室,当着老师们的面对我说:“罗老师,以后你不要和学生们一起去游行了。很抱歉,我不知道你怀孕了,保护身体吧。我会带你们班级学生去游行的。”那时,学校到处都是大字报,到处是揭发、批判、斗争,在不时传来口号声、皮鞭声的“革命”洪流中,处于逆境的我,听到这样关心的话,感动得热泪盈眶。如今,四十几年过去了,我仍然没有忘记那充满人性的、充满温暖的、亲切的话语。

不久,到农村去“学农”劳动又开始了。我是班主任,要带领五十几个学生到北京远郊的一村庄去劳动。有一位老师对革委会领导说,罗老师有四、五个月身孕了,还要去吗?领导说,难道农村妇女怀孕了就不劳动了吗?知识分子要向农民学习!

我无话可说。

革委会要求大家向解放军学习,一切按军队编制,班级叫做几连几排,每个师生,将所盖的被子,换洗衣物,洗漱用具通通打成背包,背在身上。乘车到达北京郊县后,要在一条崎岖的小山路上行军近两小时,才能到达目的地。城市的学生们,从来没有走过这样崎岖蜿蜒的山路,年纪又小,背着沉重的大背包,半小时后,有的同学就走不动了,有的体弱的同学一边擦泪一边一瘸一拐地走。我自己背着背包,既要鼓励大家坚持行军,还要照顾掉队的学生。我不断告诫自己,坚持下去,决不能倒下!

到达目的地后,同学们分散住在农民家的土炕上。每天,发给每户玉米粉和面粉,学生们必须自己借用农民的锅灶,做出一天所需的馒头或玉米饼子,解决一日三餐。清晨,天微微亮,村庄还笼罩在薄雾中,一片寂静。我必须起来,深一脚浅一脚地行走在崎岖的小路上,挨家挨户去叫醒熟睡中的小同学们。还没走到第一家,护家的大狗,就狂叫着向我奔来,吓得我立即蹲在地上,抓起一根树枝,乱舞起来。每走到一家,身后就多一条狗,走到最后一家,身后跟着一群大大小小不同颜色的狂吠着的狗,整个村庄在一片狗叫声中苏醒。

中午,张指导员来了,他说每周他将在我们班级呆两天,帮助处理事务,带领同学劳动。他向学生们宣布:罗老师负责处理同学们生活等后勤工作,但不能挑水。田间劳动由另一位教师负责。每天早上由一名班长和老师一起叫同学们起床。我心里明白,面对还不太懂事的十四五岁的中学生,张指导员是在尽力保护一个母亲。如今,我的儿女都已长大成人,他们感恩那位未见过面的张指导员的保护,否则,他们也可能没有现在这样美好的人生。

张指导员和学生们一起开会、军训。经常看到学生们欢快地围在他的周围,跟在他的身后。从未见到他像很多班级的指导员那样,收集教工的“材料”,挑动学生斗老师,以搞到多少“黑材料”,开了多少次批斗会为自己的“革命”工作成果。

不久,掀起了各班学生揭发老师封、资、修思想的高潮,逼迫老师们一次一次地作检查。有的老师被打了,有的老师自杀了,等待我的是什么呢?一天晚上已十点多钟了,我的房门响起了急促的敲门声,我想,大概轮到批斗我了,打开门一看,门外站着的是我班的几位学生干部。班长说,老师,明天你要在班级里做斗私批修的思想检查,这是一份人民日报,你今晚好好看看社论,抄一部分在你的检查里,明天我们就说你检查深刻,可以通过了。我不解地看着他们,你们在帮我过关?他们七嘴八舌地说,我们和指导员一起,问过很多你曾经教过的学生和一些家长,他们说你是一位好老师,你多次帮助过父母都被隔离审查、身处困境的同学,还尽力在班上开展各种活动,把五十几名学生团结在校内,不让他们在校外惹祸,家长都很感谢你。

我想起了一个小女孩,她有一张聪慧的可爱的笑脸,文革开始没有多久,她的父亲不堪受辱自杀了,不久母亲也被隔离审查,勒令到五七干校去劳动。妈妈只能把最小的孩子带走,偌大的一个家,留下只有十二三岁的她,白天还好,可在学校,晚上害怕不敢睡觉,只能偷偷地想妈妈,不停地哭泣。看到她红肿的眼睛,我知道了这一切,我是一个母亲,我的心被深深地刺痛,如果她是我的孩子,我能不管她吗?于是,我问她,老师的家里还有一个小弟弟,你愿意和我住一起吗?从此,她就住在我的宿舍里,我将教工食堂的饭票给她,可以正常解决一日三餐。晚上,当我看到她和我三岁的儿子欢快地唱歌、玩耍时,我也高兴得笑了。有同事好心地对我说,她的家里有问题,你不怕受连累吗?怕当然怕,可是,母亲的心让我不能不管她。

几个月过去了,听说部队要换防,学生们都暗暗着急,张指导员会调走吗?后来,一部分解放军留下来,继续在校工作,抓阶级斗争有功的,自然升职了,还有一部分调走了,我们再也没有见到张国臣指导员。又过了一段时间,学生们在传说,张指导员可能因阶级斗争观念不强,已让他复员回家。

有一天,课间操后,我在办公室休息,突然几个学生跑来,很激动地说:老师,我们接到张指导员的电话啦!电话还没有挂,你快去,指导员要与你说几句话,你快点呀!在通话中,我才知道,他是从河北老家的镇上打来的电话。我问他,真的让你回家种地了吗?他说,可能在镇上找个工作。他还说,你们班上的同学都很不错,将来一定会成为国家的人才。但是,现在外面很乱,到处出现武斗,有些学生的家长受审查,有的被隔离,无法照顾这些孩子,请你尽力多关心照顾他们。我做过很多的调查,知道同学们信任你。匆忙中,我也忘记问他的联系地址。

从此以后,几十年来,再也没有他的任何消息。我的内心一直存在内疚,张国臣指导员是否是因为保护、照顾像我这样的一批被改造的人,而被视为阶级斗争观念不强,被复员回家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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