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建国”有功吗？（上）

前言

对 于毛泽东(以下简称毛)的评价近年有一种颇为流行的论调，那就是毛这个人虽然犯了许多错误，甚至是许多不可宽恕的罪行，但毛“建国”还是有功的。其实“建 国”这两个字用得实在有些荒谬，凡是有点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早在大约四千年之前的夏代中华民族就已经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建立了奴隷制国家，毛所建立的不过 是一个新的政权━中华人民共和国而已。所以“毛泽东建国有功”准确地说应改为“毛泽东建政有功”，对这一点早已有许多有识之士论述过，这里就不多说了。

我们看一个人、一个政党在建立一个新政权时，有功还是有过、甚至是有罪，就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观察分析。

第 一个方面是看建立这个政权的动机、目的是否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潮流、是否有利于社会的发展与进步；第二个方面是看其建政的过程与手段是否合理合法、是 否光明正大、是否符合人类公认的伦理道德和价值准则；第三个方面是看这个政权建立之后，是否推动了这个国家社会的发展、文明与进步。                                                                         

二

毛和中共夺取政权建政的动机与目的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方面：毛和他的中共帮伙们在中国从事共产革命建立新政权的目的，是要在中国建立一个列宁、斯大林在苏俄建立的苏维埃模式的共产极权政权。 这个政权是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和剥夺一切私有生产资料和私有财产建立公有制经济为其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的。

马 克思坐在伦敦大英帝国图书馆的阅览室里，心安理得地喝着恩格斯从他自己的工厂里的工人们那里(按照他们自己的说法)剝削來的工人们的血汗；以及他的贵族出 身的夫人燕妮小姐，从她的贵族家族那里继承来的工人农民们的“剩余价值”(按照马克思自己关于只有工人和农民的具体劳动才能创造社会财富和剩余价的理论， 马克思本人从未从事过任何创造社会财富和剩余价值的工作或劳动，只有偶尔在报纸、杂志上发表的几篇宣扬他那共产主义空想的文章为他带來了一点微不足道的收 入) ；享用着被他称之为“腐朽、没落必将走向死亡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新闻自由通过报章、杂志提供给他的无尽资料；带着极端的偏见，从这些资料中选取资本家残酷 压榨工人、贵族地主欺压剝削农民的典型事例，和早期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弊端加以普遍化、绝对化，从而创造出來的以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和消灭 生产资料和财产私有制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 

这个主义为全世界处于饥寒交迫状况下的劳苦大众，和身处腐败、落后社会又救国无门的知识份子和社会精英们描绘了一幅没有阶级、没有剝削、没有压迫、人人平 等、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每个人都能自由发展的、极具诱惑力的美好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虚无飘渺的远景。这一极具诱惑力的美好社会远景，成功地、大大地淡 化了人们对实现这一完全不可能实现的理想所采取的残暴手段，以及实现的过程将对人类社会和文明带来多么巨大的灾难的思考和恐惧。

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诞生(十九世纪中)到整个卄世纪的一百数十年中，凡试图按照这一理论改造社会的许多尝试，没有一个成功的先例：从一八七一年的巴黎公 社、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建立的苏联、上世纪卄年代的蒙古人民共和国，到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波兰、东德、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南斯 拉夫、阿尔巴尼亚、北朝鲜、中华人民共和国、越南民主共和国、古巴共和国、红色高棉(自称“民主柬埔寨”)、老挝等，无一不是给自己的国家和社会带来了史 无前例的社会的倒退、文化毁灭、道德论丧、人性泯灭、心灵恐惧，以及民众的大量死亡和其他无穷无尽的深重灾难。目前除中国大陆、北朝鲜和古巴仍在不顾民众 死活地苟延残喘之外，无一不以失败告终。

这说明中国早期的那些共产主义者如陳独秀、李大钊、张国焘、李达……等，以及后来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投身共产革命的知识份子和热血青年，他们当中有许多是怀 抱救国救民的理想，在共产国际和俄共(布)的宣传蛊惑和金钱支持之下，误认为共产主义可以救中国，他们的动机虽高尚，但目的和道路都已被历史事实证明是错 误的。

而毛泽东与这些人不同，他投身中国共产革命运动的目的，不是为了救国救民、更不是为了实现什么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而是利用这个上世纪卄年代前后十分时髦又极具蛊惑力的共产主义运动来实现他内心的帝王梦。  

实际上毛对马列主义并没有什么兴趣，甚至缺乏最起码的了解。这从他在一九二七年秋收起义时填的一首词：《西江月.秋收起义一九二七年》中便可看出。他在这首词中的前两句写道：“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在这里毛连共产党党旗的徽记都搞不清，把镰刀斧头当作镰刀鎚子。

即使在后来他担任中共最高领导职务以后，他也从来没有认真研读过他所宣扬的马列主义的任何经典著作。他后来的许多讲话和写作中引用的马列主义理论和原文，都是熟读马列经典著作的陈伯达和毛的秘书们为毛提供的。

毛出生于中国内地湖南省湘潭县一个闭塞的小山村──韶山冲。其父是一个自私、尖酸、刻薄的小土财主，毛的性格深受其父的影响，毛从小接受的是四书五经之类的 封建主义教育。即使后来到长沙求学，接受较为现代的教育，毛仍对现代的自然科学、世界历史和现代的民主政治丝毫不感兴趣。仍然专注于中国的古典文学和中国 历史。

毛一生最感兴趣的是总结中国历代帝王玩弄权术、驾驭臣民经验的《卄四史》和《资治通鑑》这两部书。一直到死毛都把这两部书放在他那放滿陈腐的线装书的大床的床头，以便隨时查阅，从中吸取玩弄权术的知识、经验和灵感。

在早期的四书五经封建教育，和后來中国的古典文学以及中国历代帝王统治权术历史的燻陶之下，在毛的思想深处逐渐滋生出了一种想当封建帝王的思想。

早 在一九一零年秋，毛还在湘乡东山小学求学时，就在一首改写前人的《咏蛙》诗中写到：闲坐池塘如虎踞，绿杨树下养精神。春來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其 帝王思想已跃然诗中；在一九二五年秋，毛在他填写的一首词《沁园春．长沙一九二五年秋》中写有“怅寥廓，问苍茫大地，准主沉浮”、“指点江山，激扬文字， 粪土当年万户候。”这样的词句；一九三六年二月毛在他填写的一首词《沁园春.雪》中写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遜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 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已，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这些词句中无不流露出毛的封建帝王思想。

毛的帝王思想在延安与丁玲的谈话中也暴露无遺。毛在与丁玲的谈话中把延安比做一个小朝庭，把他的手下封的封宰相、封的封大臣，还要把丁玲封为妃子(详：《炎黄春秋》1993年第7期《别了莎菲》一文中记录的在延安毛与丁玲的谈话内容)。

到 一九四九年当毛和他的党中央刚从西柏坡迁入北京，毛和他的手下们一起游故宫时，在太和殿毛坐在皇帝的龙椅上对同行的人说：“我今后就在这里办公”(大意如 此，原话己记不太准了)因为同行的人都知道“皇帝”这个名称在中国太臭，毛在太和殿办公、坐龙椅豈不成了名符其实的“皇帝”？这必将召致全国人民的反对。 在手下人的劝阻之下，毛才不得不放弃了这一打算，改在中南海的丰泽园办公。

还 是在延安时代，一次毛问他的俄文翻泽师哲：总统与皇帝有什么不同？师哲按政治学的观点向毛解释了一番，不料毛听后哈哈大笑，对师哲说：“其实都是一样 的！”一九五O年毛在送给他审定的庆祝五一劳动节口号的稿件上，亲自加上“毛主席万岁！”这一条。因为在中国历史上只有皇帝才可以称做万岁，此时毛已把自 己当作是中国的皇帝了。

从 上面的事实可以看出毛参加共产革命建立新政权的目的是披着极具诱惑力的共产主义的外衣，以实现自己打江山、坐天下的帝王梦，使自己成为现代的“毛始皇”， 以建立千秋万代的毛氏王朝(这从毛晚年打祘他死后先把“皇位”即党中央主席先传给江青，再由江青传给毛的姪儿毛远新这一安排便可看出)。所以说毛和中共建 政的目的和动机都是与人类社会进步的潮流相违背的，是反动的、错误的。                        

一

毛和中共夺取政权建政所使用的手段与途径

再看毛和中共是通过什么样的手段和途径來实现他打天下、坐江山的帝王梦的。一九二七年秋收起义失败后，毛带着他的残兵败将投靠在井岗山占山为王的袁文才、王佐的土匪部队。站稳脚跟后，马上找借口把袁、王二人杀害。

当朱德、彭德怀先后带领南昌“起义”和平江“起义”的残部到井岗山与毛汇合之后，因朱、彭所率部队都是能打仗的正规军，人数也比毛所率领的以农民赤卫队为主的乌合之众要多。毛通过加強军队党的建设和领导的方式对朱、彭进行打压、排挤，最终把军队的领导权掌控在自己手里。

由 于毛当时虽然还不是中共的主要领导，但在井岗山和后来的中央苏区毛是总前委的最高领导人。毛的专权、喜欢玩弄权术和心狠手辣招致许多人对他的不滿。于是毛 便以“粛反”和“肃AB团”的名义，首先对敢于直接批评毛和对毛不滿的中央苏区的党政军干部甚至普通党员和士兵进行大屠杀。这股以“粛反”和“肃AB团” 的名义进行的大屠杀风，很快便刮到了全国其他苏区，据统计在这场大屠杀中，全国各苏区总共杀了约十万人。难怪中共元老之一的薄一波在谈到此类事时说：“死 在自己人手中的共产党员比死在国民党手中的共产党员多得多”。

此事毛应付主要责任。当时中共中央曾派出一个三人小组专门调查此事，三人小组中的顾作霖当面斥责毛：“毛泽东从来不检讨自己，而一味武断地把反对你的同志当 作反革命杀了！你是什么立场”。毛对同志的屠杀、专权、玩弄权术和不择手段，虽招致中共中央和苏区党政军绝大部份干部和群众的不滿。但毛的冷酷、凶残、狡 诈和不择手段却赢得了共产国际最高领导人斯大林的赏识。斯对共产国际的领导人和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说：毛这个人能成事。

毛 有了这个后台，尽管毛在上世纪卅年代前后所作所为，召致从中共中央到苏区党政军干部和群众的的普遍不滿。但依靠共产国际领导，并提供金钱和武器的中共中央 谁也奈何不了毛。相反毛通过恐怖手断，依靠共产国际背后的支持，不断巩固和提高了自己在党内和军内的地位。不过由于毛的冷酷、凶残、狡诈和不择手段在党 內、军内引起了对毛的恐惧和不滿，所以尽管有共产国际的支持，从一九二七年上井岗山起，一直到一九三五年中共遵义会议前，毛一直未能成为中共的最高层领导 人。

到 一九三五年一月召开的中共遵义会议上，一方面由于党内、军内对以王明、博古和李德的左倾教条主义，导致红军由江西一路败退到贵州的不滿；同时红军又面临生 死存亡的險境。此时毛在井岗山、江西苏区打游击战、运动战的经验，以及毛的冷酷、凶残、狡诈和不择手段虽然令人反感，但在这关系中共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 这些却成了有可能使红军脱离绝境起死回生的“宝贵”资源。所以毛在遵义会议上被选进中共政治局常委，并进入以周恩来为组长的三人小组(另一人为王稼祥)协 助周恩来负责军事指挥。张闻天接替博古被选为中共中央最高负责人。

在 以后的“长征”和到达陕北之后，毛玩弄权术发动“整风运动”、“搶救运动”拉拢王稼祥、康生、刘少奇、林彪……等人打击、中伤王明、博古、张国焘、张闻 天、周恩來、朱德、彭德怀……等人，和一大批怀着美好共产主义理想投奔延安的有独立见解、敢于对毛和中共持批判态度的知识份子和青年学生。毛不惜采取无情 批判斗争、关押、毒害直至酷刑、残杀等方式加以无情迫害。

在毛通过这种“整风运动”、“搶救运动”造成的在党内、军内从上到下人人自危的恐怖氛围中，毛反客为主，使自己攫取了中共政治军事上的实际最高领导权。

直 到一九四五年中共在延安召开的“七大”上，毛在刘少奇、康生、王稼祥、陈云、林彪……等的吹捧、拥戴之下，经那些在“整风运动”、“搶救运动”中被吓破了 胆的中共七大”代表的“一致”通过，才“正式”成为中共名义上和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至此毛为实现他的帝王梦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   

毛 为了实现其要当封建帝王的梦想，毛和中共不顾当时中国面临列強特别是日本、苏俄侵略、欺压和国内军阀割据、土匪横行、民不聊生这种危急局面。在共产国际 (实际上是苏俄)的怂恿和金钱支持之下从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南昌“起义”开始，在全国多处地方鼓动民众(主要是农村无业游民)发起武装暴动，建立苏维埃政 权，形成武装割据。毛和中共当时除了发动依靠士兵之外，主要是发动依靠农村、城镇里那些地痞、流氓、懒汉和光棍(农村里把那些靠敲诈勒索为生的无赖称作光 棍)毛把这些社会渣滓视为其“共产革命”的主要依靠对象。

写 到这里笔者不由得想起与岳父的一次谈话，有次岳父来我家小住，因岳父的老家汨罗市新市镇（汨罗市原属湘阴县，１９６６年从湘阴县划出成立汨罗县后改为汨罗 市）以前也搞过苏维埃、赤卫队。我开玩笑地对岳父说：“您那时为何没有参加苏维埃和赤卫队？如果参加了，又没有死，到现在至少也是个师长、军长或地委书 记、省委书记”。不料岳父听后立即正色对我说：“你把我当作什么人？我们老实本份的作田人(岳父的乡下把种田叫作田)，哪里会去参加什么苏维埃、赤卫队？ 只有乡里的那些懒汉、二流子才会去搞这种事”。由此可见毛和中共当时依靠的都是些什么人，毛把这些人称作“农村无产阶级”是毛和中共建政过程中和建政后依 靠的主要对象。

毛 和中共为了利诱、胁迫农民参加苏维埃、赤卫队和红军，每占领一个地方就把从商人、地主、富农、国民政府的党政军官员家属那里劫夺来的财富除自己留下的之 外，都強制分给农民和城市贫民，哪个不要，便是同情反革命，立即会招来横祸。同时又胁迫农民和城市贫民都要亲自动手参与对商人、地主、富农和国民党官员家 属的斗争、迫害、殴打和残杀。这些被胁迫的农民和城市贫民，因害怕国民党军队打过来时遭到报复，只好离开父母或抛妻别子参加中共、参加红军去为毛和中共打 江山。毛和中共就是用这种制造仇恨和惨无人道的胁迫手段来扩大红军和发展自己的势力的。     

这 种方式对中国农村社会的破是极其严重的。笔者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为生计曾到湖南浏阳与江西铜鼓(这都是当年毛和中共闹革命的地方)交界处修公路，因想把户 口迁到浏阳官渡深山里一个叫陈坑的、只有七个人的生产队去(此事后因当局严禁农民迁徙而告吹)，在深山里走了好几十里被一人多高的冬茅草掩没的山路。在那 种荒无人跡的深山老林里，居然每隔三里或五里便可见到一个盖着青瓦的茶亭。这是从前有钱人家做善事，出钱在路边修建的，免费供路人歇凉、喝茶解渴的处所， 足见从前这条路并不如现在这样荒凉。

我 回到工地后，问一位在浏阳一带打工流浪多年的宁乡民工(他曾在那一带的深山里以焼炭谋生)张某，为何山里人烟那么稀少？那么荒凉的路上为何每隔三五里就有 一座荒废了的茶亭？张某告诉我：“这祘什么，我在山里还见过不少一个人都没有的废弃的村庄哩！”张某对其中原因也不甚了了。

后 来我向我的房东六十多岁的陈爹打听后才知道，原來毛和中共在当地闹革命时，每占领一个地方就胁迫当地农民杀一批地主、富农和国民党官员的家属、瓜分了他们 的财产。到国民党打过来时，又把那些手上有血债的农民和红军的家属杀了一些，如此反复多次之后，剩下那些没有被杀的农民也被吓得逃到外地谋生去了。这样就 剩下了这些空无一人的被废弃的村庄。

从 毛和中共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前后，在湘贑两省交界处进行共产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进行武装割据时，对当地农村社会所造成的惨重破坏，到我上世纪一九七三年秋 季到那里所看到、听到的情况表明：虽然历经四十年右右漫长的时间，毛和中共所采用的共产革命的手段对当地社会所造成的惨重破坏都还没有被恢复过來。

毛 和中共及红军打着北上抗日的幌子到达陕北刘志丹、高岗、谢子长……等创建的根据地后，毛重施上井岗山时对付袁文才、王佐的故技，喧宾夺主，夺取了陕北根据 地的领导权。由于刘志丹在陕北极孚众望，成为毛心头大患。毛以扩大陕甘宁根据地进行东征的名义，命刘率部东渡黄河进入山西，与山西军阀阎锡山所部作战。不 久刘就不明不白地“战死”在山西。对于刘的死，现有多种说法，有的说是毛借刀杀人(借阎锡山之力将刘杀害)；有的说是遭毛派人暗祘(因致刘于死地的子弹是 从他背后打进去的)。

毛和中共打着抗日的招牌到达陕北后，不但未履行其向全国发表的“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的诺言，毛反而认为日本侵略中国对毛和中共夺取江山有利、可以利用日本对中国的侵略牽制国民政府围剿陕北红军的兵力。

与此同时毛和中共不顾东北沦亡、华北危急的險恶时局，利用反动军阀东北军的张学良、和西北军的杨虎城想取蒋介石而代之的阴暗心里，蛊惑、怂恿张、杨二人打着逼蒋抗日的招牌，于一九三六年十二日十二日发动了给中华民族带來了至今仍未穷尽的深重灾难的“西安事变”。

在“西安事变”中，蒋介石和国民政府被迫答应停止剿共，国共联合抗日。这一事变使濒临灭亡的中共得以苟延残喘，并利用抗日战争的机会，假抗日真发展，最终夺取中国大陆的政权。

毛 和中共在抗日战争期间，不打日、伪，专门发展壮大自己，使毛和中共的军队从一九三五年到达陕北时的不足万人（此外，还有刘志丹等的陝北红军一万余人），发 展到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时的一百卄余万正规军另有一百数十万民兵、游击队，为中共以后打江山和毛实现其帝王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 抗日战争期间，也就是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毛和中共为他们打天下、坐江山夺取全国政权的一己一党的私利，居然置国家、民族的利益于不顾。不仅 消极抗日与日伪政权勾结，彼此暗通款曲，向日伪出卖国民政府军事情报。甚至多次从背后袭击国民政府的抗日武装，大肆收编土匪部队和敌后抗日武装力量以扩大 自己的实力。

毛 在抗战期间在延安多次告诫他的同志们：“为了发展壮大我党的武装力量，在战后夺取全国政权。我们党必须遵循的总方针是：一分抗日，二分应付，七分发展”； “要冷静，不要到前线去充当抗日英雄”；“要避开与日军的正面冲突，绕到日军后方去打游击”；“要想办法扩充八路军、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要千方百计 地积蓄和壮大我党的武装力量”。“对政府方面催促的开赴前线的命令，要以各种借口予以推拖，只有在日军大大杀伤国军之后，我们才能坐收抗日成果，去夺取国 民党的政权。”、“一些同志认为日本占地越少越好，后来才统一认识：让日军多占地才爱国，否则便成爱蒋介石的国了。”

在 毛的这种卑鄙思想的指导之下，中共所属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游而不击，一味扩大地盘、扩大武装实力。在整个八年抗战中，毛和中共领导的军队从來没有和日军 打过一场象样的战斗。就连被中共大肆吹嘘的所谓一举歼灭日军一千余人的“平型关大捷”，也不过是林彪所率八路军115师利用阎锡山指挥的国军与日寇在平型 关一带激战的机会，在趙家峪伏击了日军一支四百余人的辎重部队。据日本战史记载，在赵家峪的战斗中日军仅战死167人、伤94人。

另 一被中共大肆吹嘘打死打伤日军20645人、伪军5155人的“百团大战”。据日本战史记载，在这一战役中日军战死302人、战伤1719人、伪军伤亡 1202人。就是这样一场时间虽长，但规模却不大的战役，还多次受到毛的批评，认为暴露了实力、招致了中共武装的损失。此后毛和中共就连这样规模的战斗都 再也没有和日军打过。

新 四军在抗日战争中的表现就更差。据一九九五年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中央电视台拍摄的一个系列纪录片(主要是纪录采访原新四军当时还健在的老干部的实况)报 导，当时采访了一位原新四军的老干部，这位老干部非常“自豪”地对记者说，他所在的部队有一次与日伪军打了一个“大仗”。共打死日军卄四名、伪军一百卄余 名，他对记者说这是新四军在江南与日伪军打的最大的一场战斗。这三场战斗就是自吹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的毛和中共所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与日伪军打的最大 的战斗。

毛 为了实现自己打天下，坐江山的帝王梦，为了保存和扩大毛和中共的实力，借助日军削弱国军的实力，以便战后从国民政府手中夺取政权，毛竟指示新四军政委饶漱 石与汪伪政权和日寇暗中勾结。铙指派潘汉年、杨帆去南京、上海与汪伪和日寇特务机关联系。双方商定彼此互不攻击对方、双方交换有关国军的军事情报。毛和中 共为了夺取政权不惜充当卖国贼和汉奸(因铙、潘、杨三人知晓毛和中共的汉奸行径，毛为防止其汉奸行为暴露，“解放”后不久便以高饶反党集团为借口，把他们 三个关进秦城监狱，饶、潘被折磨致死，杨虽熬到改革开放后才被释放出狱，但也已精神失常)。

由 于毛和中共不抗日，反而多次背后袭击抗日的国民政府军队，被国民政府断绝了经济来源。毛和中共为了维持他们自己和军队的开支，除了在“边区”加強对民众 (主要是农民)的横征暴敛，导致边区民众怨声載道[註：1]之外，竟然在国难当头、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之际，在边区大力种植祸国殃民的鸦片(中共为欺骗 国内民众和外国友人美其名为“大生产运动”)大量运往国统区和沦陷区销售。祸害那里的民众，以此來换取维持边区政府、扩大武装和根据地所需之经费[註： 2]。毛和中共为一己一党之私利不择手段居然到这种连土匪都不齿的地步。

抗 战胜利前夕的一九四五年四月卄三日至六月十一日召开的中共七大上毛和中共就制定了抗战胜利后夺取全国政权的计划。到同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时， 毛和中共立即命令它那在“敌后根据地”游而不击、以扩充实力为己任、从未正式抵抗过日伪军的“八路军”和“新四军”迅速出动在日伪占领区搶占地盘，收编日 伪军扩大实力和势力范围。

到 抗战胜利初，毛和中共迫于国内民众和舆论反对内战和要求和平、民主的呼声和压力，不得不装出赞成建立和平民主的新中国的姿态，以骗取国內外人士的支持与同 情，毛不得已亲率中共代表团赴重庆参加国共和谈。毛临赴重庆之前交待他在全国各地的部下挑起内战制造磨擦。毛对他的部下说：“你们打得越好(指与国民政府 军队之间的战斗)，我在重庆就越安全”。

毛 和中共利用和谈作掩护，为大规模内战作准备，命令在江南华东一带的中共军队日夜兼程迅速趕往东北，从占领东北的苏军手中接管城市、乡村，接受苏军缴获的大 量日军装备，收编日伪军和土匪部队。又通过“土改”脋迫、蒙骗大批农民参军。这样林彪率领出关的中共军队很快便从十几万人扩大到一百卄余万人(据新近解宻 的资料表明：林彪的第四野战军在东北收编了四十余万训练有素的伪军，另有十万日军编入了第四野战军的战斗序列，苏军还向第四野战军移交了可装备六十万人的 日军装备)。与此同时，毛和中共极其狡诈地利用国民政府的新闻、舆论自由(尽管是有限度的，但与中共建政后对新闻舆论的严格控制相比，可以说是非常自由 了)颠倒黑白、捏造事实、掩盖真象、制造假象反而把内战的责任推到国民政府的头上，并对国民政府的所作所为进行抹黑。

大 规模內战爆发后，毛和中共打着建立和平民主的新中国、反独裁、反专制的幌子，成功地掩盖毛和中共的凶残、狡诈、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独裁、专制、蔑视个人生 命的真实面目。巧妙利用民众、特别是知识份子、青年学生对和平民主的新中国的向往，和对国民政府存在的贪污腐败现象的不满，通过宣传鼓动挑起各界人士对国 民政府的不满骗得了民心。

在“解放战争”初期毛和中共为了弥补在武器装备上的不足不惜采取惨无人性的“人海战术”，以牺牲大量中共士兵的生命来赢得战争的胜利。更有甚者是毛和中共为了取 得胜利夺取政权，有时竟驱赶平民百姓为其军队打头阵挡子弹。在前台湾立法院长梁肃戎的回忆录第三章提到四平之战时，他写到：“民国三十七年三月，共军三度 进攻四平，计有五波攻势。这次共军发动人海战术，把老百姓组成队伍，一波一波往前赶，打得老百姓的尸体堆积如山。国军再也不忍心打下去，共军则踏着老百姓 的尸体攻进四平。”

国 民党将领胡琏在提到毛和中共的人海战术时说：“当年我在沂蒙山区与共军作战，亲眼见他们驱使老百姓带两个手榴弹来冲锋，我守军用机枪扫射，眼见死去的都是 老百姓，自然不忍心打下去，此时共军的正规军就上来了”。“我知道人海战术，但我们能用吗？我们宁可认输。”就连一向偏袒中共、批评国民政府最猛烈的大公 报主编、知名报人王云五在《可耻的长春之战》一文中痛斥毛和中共军队：进攻的战术，常是用徒手的老百姓打先锋，以机枪迫击炮在后面督战……徒手的先锋队成 堆成群地倒了，消耗了对方的火力以后，才正式作战……实已到伤天害理的程度。

就 连毛和中共军队自己也不否认这种驱使徒手百姓为前锋的人海战术。著名旅美学者辛灏年先生曾提到他从中共济南军区一名退役军官那里听到的，在孟良崮战役中， 毛和中共的军队使用人海战术的情况：当时中共军队向孟良崮山坡发起第一次冲锋，国军射出子弹后才倏然一惊，发现最前面的居然是一群老头老太太(地主、富 农、反革命份子)，国军遂停止了射击。隨后共军发起了第二次冲锋，这次打头阵的竟然是一群孩子(地、富子女)，国军只好又把枪放下去了，中共军队藉机上冲 被国军打败。第三次冲在前面的是一片白被单，国军正要开枪时，白被单没有了，全是赤身裸体的青年妇女(地主富农的女儿媳妇们)。国军把枪一扔，这仗可怎么 打啊？就靠这种卑劣无耻、丧尽天良的战术取得了孟良崮战役的胜利。

毛 和中共的军队在围困长春的一百五十余天时间内，为了造成长春市民与国军争粮的局面，以迫使国军投降。毛竟批准林彪……等四野领导人提出的严禁粮食、燃料进 城；不准一个百姓出城，把濒临饿死的数十万长春市民堵在城内，以消耗守军的粮食的作战方针，以造成部份国军倒戈，共军趁机攻克长春。此役造成数以十万计的 长春市民饿死。据台湾作家龙应台在《大江大海1949》一书中保守的估计，因共军的围困和阻截市民离城逃生而饿死的长春市民，至少也有卅万人，不低于南京 大屠杀造成的死亡人数。

在毛和中共领导人的心目中士兵、百姓的生命如同草芥。毛和中共把他们当作打天下坐江山实现共党夺取政权、毛实现其帝王梦的工具。因此毫无顾忌地采用丧尽天良的人海战术来达到他们的目的。  

为了弥补人海战术造成的土兵和下级军官的大量死伤，毛和中共在“解放”区大力开展惨无人道的土改运动。在农村挑动、制造农民与地主富农之间的仇恨。強迫、诱骗农民瓜分地主富农的土地、财产甚至妻女，对地主富农进行斗争、辱骂、施以酷刑直至残杀。

中共利用农民们害怕国民政府打过来要找他们祘账的恐惧心理，以保卫胜利果实为口号，诱迫大量农民参军(其中包括许多地、富子弟，他们为改善毛和中共带给他们自己和家人的悲惨处境，也不得不参加中共的军队)充当毛和中共人海战术的炮灰。

不 仅如此毛和中共早期的武装割据还造成了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混乱、停滞与落后、促使日本加快了侵略中国的步伐。败逃到陕北后，为了分散国民政府剿共的兵 力以挽救其濒临灭亡的命运。打着抗日救亡的冠冕堂皇的口号，挑动民众特别是知识份子和青年学生、军人的仇日情绪，促使中日间全面战争在国民政府的军事政治 经济准备尚未完成的情况下便仓促展开。造成三千多万中国军民的伤亡(这场战争给中国经济、社会、文化……等诸多方面造成的巨大损失更是无法估量的)。

毛 和中共从一九二七年前后在全国开展非法的暴力武装夺权开始，到一九四九年成动夺取大陆政权的二十二年时间内，毛和中共内部自相残杀致死的、在农村挑动农民 与地富之间的仇恨相互残杀致死的(主要是地富份子、国民政府党政军人员及其家属)、十年内战国共双方战死的士兵及无辜死亡的百姓、三年“解放”战争国共双 方战死的士兵及无辜死亡的百姓至少也在一千万人以上[註：3]。

以毛为首的中共就是通过上面这些手段实现了他们打天下坐江山的美梦，于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夺取了中国大陆的政权，建立了一个新的政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毛也顺利实现了其想当封建帝王的梦想，成了中国国土上挂着人民共和招牌的新一代货真价实的封建帝王。

由此看来以毛为首的中共夺取政权建政的手段是极其阴险狡诈、卑鄙无耻、丧尽天良、残忍毒辣、不择手段，违背了人类公认的最基本的伦理道德准则，更谈不上合理合法、光明正大。毛和中共建政的手段和途径给中华民族、中国社会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和无比惨重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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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註：1]陕甘宁边区向农民征收的公粮数量从一九三七年的13859担增加到一九四一年的200000担，四年之间增加了14.43倍。征粮过度，农民不堪重负，毛和中共住往只能通过強制和暴力来达到目的，因此而逼死人的现象时有发生，搞得边区民众怨声載道。一次雷雨中边区某县长被雷霹死，有农民就说：老天爷不睁眼，咋不打死毛泽东。边区政府秘书长谢觉哉一九四四年二月卄四日的日记中写道：边区政府的农业税(主要是公粮)跟国民党政府区比并不轻，有的人“交公粮后没得吃，所交公粮数几乎和全年收入之粗粮相等，如白玉宾全家四口，收粗粮五担，须出公粮四担六斗六升。”甚至有人“实际收的不够交公粮”。毛和中共利用抗日的时机疯狂扩张党政机构和军队除搞得边区民众不堪重负、民不聊生之外还造成物价飞涨。一九四四年与刚到陕北不久的一九三七年相比盐涨了二千一百三十一倍，火柴涨了二万五千倍，食油涨了二千二百五十倍，棉花涨了六千七百五十倍。

[註：2] 一九四一年德国入侵苏联后毛担心从苏联得到的财政援助可能会断绝。毛和中共不顾鸦片对国人精神上肉体上将造成的巨大伤害，居然在边区大力开展鸦片种植。为掩人耳目把鸦片称之为“特货”、又在鸦片种植区的四周种上高大的玉米高梁加以遮蔽。据苏联人一九四三年估算中共共卖出了四万四千七百六十公斤鸦片，价值二十四亿法币(当时中国的法定货币)。毛和中共靠祸国殃民的鸦片富了，边区的小朝庭过上了富足的生活(不包括边区的老百姓)到一九四四年因种植的鸦片过剩才停止了鸦片种植。

[註：3]：据解放军原來宣称一、二次国内革命戦争共消灭国民党军850万人，最近又修正为1000余万人，按照当局一贯的宣传方式这数字肯定有不少水份，而且其中应还包括负伤、被俘、起义、打散的国军数字，这些人至少占被“消灭”总数的一半左右即500万左右是国军方面战死的。按照通常战胜方的死亡概率：杀人一万自损三千即30％，考愿到一次国共内战时和二次国共内战的前两三年国军在武器装备上占有很大的优势(共方自称：靠小米加步枪打败了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军)，再加上共军面对国军的武器优势采用的是惨无人道的“人海战术”。以致一个地方被共军攻占下來共军与国军的伤亡相当，甚至大大起过国军的伤亡。考虑到这些因素在打死国军500万人的同时共军自已战死的至少也应在300万人左右。再加上共党内斗互相残杀致死的，双方有意无意杀害的无辜民众至少也在300万人左右。所以说国共双方一、二次内战总共造成1000万人以上死亡是较接近事实的。

三

毛和中共夺取政权带来的后果

1.毛和中共夺取政权带来的后果之一

再來看一看以毛为首的中共建立的这个政权给中国社会、中华民族带来了什么样的后果。毛和中共建政后，为了震摄民众以巩固毛和中共的统治，首先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土改运动”，在这场运动中，毛和中共派出工作组依靠农村的地痞、懒汉、二流子(毛把这些人视为最值得依靠、最坚定的、最革命的农村无产阶级)发动农民瓜分地主富农、乡绅、国民政府党政军工作人员的财产、土地，甚至他们的妻女。挑动农民对他们的仇恨，对他们进行公开斗争、辱骂、施以酷刑直至处决。在这场运动中未经任何公正的法律审判被处决的地、富、反、坏份子就多达二百数十万人(仅由乡、村、土改工作组或一个斗争大会便可决定这些人的生死)，二千数百万人被划为以后牛马不如的下等贱民四类份子(地主、富农、反革命份子、坏份子)。

为了制造恐怖以威慑民众，又在“土改”的同时，在全国范围內开展了长达数年之久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主要针对城镇居民和机关干部中原国民政府的党政军工作人员，也包括农村中“土改”时未被划成四类份子的原国民政府党政军工作人员)，和“肃反运动”(主要针对城市居民、党政军机关干部、知识份子)。

根据毛和中共颁发的《惩治反革命条例》又以反革命份子的名义处决了二百多万反革命份子(他们的家属、子弟也被冠以四类份子家属、子弟的帽子，沦为任人欺凌的贱民)。

在这期间笔者在长沙“楚怡小学”唸小学，每天早上在去学校的路上(息香街)，常会遇到从一所前国民政府官员的官邸里，被荷枪实弹的“解放”军押出来的一队队的犯人，他们的一只手被一条长繩彼此栓成一串，以防他们中途逃跑，另一只手拿着的洗脸盆里面放着洗漱用品，每次有数十人至一百多人不等。听大人们说，那所官邸成了临时拘留所，专门用于关押头天晚上从附近各处抓来的反革命份子，次日再送往监狱，经简单的讯问后即被处决或判以重刑。

一天，我们小学的教导主任李某被从李某老家所在的乡下来的几个手执梭标的农民协会的会员抓走，不几天就传来消息，李某被以恶霸地主的名义枪斃。

一九五二年我进长郡中学唸初中后，一天半夜在家里，在睡梦中忽然被一阵紧急而巨大的敲门声驚醒，房东陈老太起来开门后，立即冲进几个持枪的便衣，直奔二楼后面的房间，将租住在那里的一位姓胥的先生抓走。起先胥的太太还不太在意，因为她的先生只不过在国民政府做过一般的办事员，即使按照共产党的标准来衡量也没有任何劣跡，胥太太乐观地估计他先生被抓进去把事情讲清楚，用不了几天就会放出来。结果几天后派出所通知胥太太：胥先生因三青团骨干的罪名被处决。胥太太听后如五雷轰顶，痛不欲生，此时胥太太刚生下的一个白白胖胖的儿子还才滿月，因生儿子把原来的会计工作也辞掉了，胥太太带着刚满月的儿子无以为生，不久便搬走了，估计是投靠亲友去了。

到我念初中二年级的时候，一天上午上英文课时，等了许久还不见一向守时的英文老师郭维诚来上课，后来，一另位教英文的李又起老师来代课。课后才知道郭老师前一天夜晚被抓去了，郭老师从此便杳无音讯，不知所终。郭老师四川人，在念大学期间响应国民政府号召投笔从戎，参加中美联合航空队“飞虎队”，在芷江基地服役，担任翻译。抗战胜利后即复员退役，在长沙找了一份英语教师的工作，来到长郡中学担任英语教师。

不几天另一班上的五十多岁教语文的江老师也在夜晚被当局抓走，大约半个月后传来消息，江老师被以历史反革命的罪名枪决(江老师曾在国民政府期间在湖南某县当过县长，在其任上曾救过几位中共地下党员的性命，也没有什么劣跡，自以为对中共有功，在“肃反”运动中不会有事，不料也被中共当局处决)。

农村的“土改”、“清匪反霸”(即肃清国民党在农村的残余势力和宗族士绅的势力)和城市里的“镇反”、“肃反”运动、“三反五反”运动以及接着开展的针对知识份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在全国处决了五百多万人、数百万人被关进监狱、两千多万人被戴上“地富反坏”份子的帽子，这些人包括他们的亲属、子女在内都沦为任人欺压、奴役的下等“贱民”。

由于毛和中共在这些运动中提倡、胁迫同事之间、邻里之间、亲友之间甚至父母子女之间和夫妻之间互相检举揭发、交待问题、互相监督、彼此划清界限。导致全国百姓、干部笼罩在一片恐怖氛围之中，人人自危、互相提防、彼此猜疑，搞得全国百姓、干部除毛一人以外，从上到下都惶惶不可终日。通过这些运动毛和中共达到了震摄民众巩固他们的统治的目的。

在全国刚“解放”不久的一九五零年六月，毛为了秉承斯大林的旨意把美国的兵力和注意力从欧洲转移到亚洲来，以减轻美欧等国对苏联的压力，居然不顾中国自辛亥革命以来连年战乱造成的国弱民穷、民生凋敝、百废待兴的困难局面，支持怂恿北朝鲜的金日成发动了侵略南朝鲜的朝鲜战争。结果导致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参战，金日成的军队迅速溃败。此时，毛不顾中共其他主要领导人几乎一致的反对，坚持派军队以“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名义出兵朝鲜战场，以挽救即将灭亡的金氏共产极权政权。面对联合国军的海空军优势和现代化武器装备，毛以其一贯蔑视个人生命的冷漠本性，仍然使用惨无人道的人海战术，导致志愿军战死战伤约一百万人(根据解宻的原苏联时代的档案资料的统计)，而美军仅戦死三万多人，朝鲜战争还使北朝鲜的领土比战前减少了一千五百平方英里，中国和北朝鲜还被联合国谴责为侵略者。这样的结果还被毛和中共吹嘘成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打败了武装到牙齿的头号帝国主义━美国。

明明是毛和中共支持金日成侵略南朝鲜发动的侵略战争，毛和中共以其颠倒黑白的惯技，把这场战争说成是美国试图通过侵略北朝鲜继而要侵略中国的战争；把出兵朝鲜说成是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以欺骗国内百姓。又利用土改运动时农民从地主富农那里分得了土地和财产，毛和中共又提出“参军参战，保卫胜利果实”的口号诱迫农民参加志愿军到朝鲜为毛和中共充当人海战术的炮灰。

毛还利用朝鲜战争的机会，把大量“解放战争”期间起义、投诚和俘虏的原国民政府的官兵送到朝鲜，充当其人海战术的炮灰，借联合国军的力量为其消灭异己。

毛不顾中共大多数领导人的反对、不顾国内连年战乱给全国百姓带来的艰难处境，贸然决定入朝参战，其目的是为了秉承斯大林的旨意为扩大世界共产主义阵营充当打手和急先锋，以换取苏联的军事援助，从苏联购买大量飞机、坦克、大炮和军艦，并要狭苏联为毛和中共建立现代军事工业生产体系，为毛日后梦想充当世界共产革命的领袖打下基础。至于为此付出百万中华儿女的宝贵生命，和更多中华儿女的伤残这样惨重的代价，对于生性冷漠、蔑视民众生命、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毛来说是完全不当一回事的。

至于把本来急需用于发展国民经济、改善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民众的生活的数以百亿计的宝贵资源白白地消耗在“抗美援朝”的战火之中，毛就更不当一回事了。

“解放”后毛和中共为了巩固其极权统治加強对全国民众特别是知识份子的思想控制，掀起了一场针对知识份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对知识份子进行丑化、詆毁、批判，使知识份子尊严丧尽，就连那位民国时代著名的左翼文人、政治上拥护共产党、仅主张创作自由的胡风也不放过。胡风为了毛和中共的长治久安、为了繁荣“新时代”的文艺創作计，向毛进上“万言书”，不料招致毛的不满，在全国掀起了一场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运动，借以对文艺界知识份子进行打击、批判。文艺界知识份子被波及者达两千壹佰余人，九十二人被捕被判刑、七十八人被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份子”、二十三人定为骨干。胡风入狱十年后才被正式判刑十四年，“文革”时又被判为无期徒刑。通过对知识份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和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毛和中共成功地震慑了全国的知识份子。全国知识份子人人自危、噤若寒蝉，不敢对毛和中共的所作所为再发异议。

一九五六年十月“匈牙利事件”暴发后，毛对已经被他和中共打压、批判、贬低、丑化到如此地步的中国知识份子仍不放心。毛和中共于一九五七年施展“阳谋”以帮助中共整风为名，鼓励、诱骗知识份子“大鸣大放”向中共提意见和建议。接着毛和中共一翻脸，发动“反右运动”，将敢于说真话、有良知、有社会责任感、不畏強权敢于向毛和中共提意见的知识份子一一打成向毛和中共发动猖狂进攻的“右派份子”。至此全国被打入另册的贱民由“四类份子”(地富反坏)晋升为“五类份子”(地富反坏右)。在毛和以邓小平为组长的全国“反右运动领导小组”的领导之下，将四百余万大学生、知识界和社会其他各界精英打成右派份子和内控右派份子。将他们或判刑投入监狱；或不经任何司法程序(就连毛和中共常用的“走过场”式的司法程序都不经过)就处以非法的“劳动教养”(简称“劳教”)；或放逐农村、农场、矿山、工厂从事非人的、长时间的、永无休止的笨重体力劳动。以损害他们的健康、摧残他们的意志、剝夺他们思考问题的时间和精力、破坏他们的家庭、断绝他们与外界的联系，以此减少他们的影响力。被判刑的右派还被开除公职取消工资，被处“劳教”的右派也被开除公职取消工资，每月仅发二、三十元生活补助费。这使得右派份子和他们的家庭不仅在政治上沦为人们不敢或不屑与之交往的贱民，而且在经济上也陷入极度的贫困之中。

只有少数右派或因有名气、有影响力；或因“罪行”较轻仍保留公职，但也降职、降薪作为所谓“反面教员”留在原单位从事一些诸如打扫卫生、搬运物品、炊事之类的杂务。这些人在单位上，每当有政治运动來临，便会被拉到大会、小会上批斗一番，受尽屈辱，他们苦涩地戏称自己为“职业运动员”。

对知识份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反帝爱国运动”、“镇反运动”、“肃反运动”、“反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和“反右”运动这几大运动(还应包括延安时期的“整风运动”、“搶救运动”)像一柄柄千钧重鎚无情而彻底地砸碎了一向崇尚富贵不能滛、威武不能屈、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中国知识份子们在中国历史上挺立了四千年的脊梁骨。在这一柄柄千钧重鎚的不堪承受的沉重打击之下，只有极少数中国知识份子仍然坚挺着他们那宁折不弯的脊梁，向世人展示着中国知识份子威武不屈的英姿，其中有：张东蓀(被关进秦城监狱折磨至死)、储安平(失蹤，最近有资料证明储系被当局秘密杀害而非失踨)、方励之(“六.四”后被迫流亡美国后死于美国)、林昭(被关押，后被当局以“反革命”罪处决)、陳寅恪(“文革”期间被迫害致死)……等人。然而绝大多数被毛和中共击碎了脊梁骨的中国知识份子，都不得不为五斗米折腰。陷入谨小慎微、苟且偷安、惶惶不可终日的悲惨境地。他们为改变自己争当毛和中共的奴才而不得的悲惨处境，而彼此互相争斗、互相检举揭发，甚至不惜往自己头上自泼脏水，以对毛和中共表示忠心、臣服。争当毛和中共的吹鼓手和御用工具，为毛和中共粉饰太平、掩盖开脱罪恶，诸如：郭沫若、费孝通、周谷城、吳晗、黄炎培、钱伟长、胡乔木、陈伯达、沈钧儒、史良、翦伯赞、趙朴初、雷洁琼……之流等即是其典型的代表。此外还有一些拥有一技之长，被毛和中共豢养为发展军工企业的工具的科技界知识份子如：李四光、钱学森、王淦昌、朱光亚、周光召、钱三強、华罗庚……之流。这些人不顾民众的困苦和死活，甘心情愿为毛和中共付出一生的精力，把自己本可用来造福国家和民众的知识和才华用来为毛和中共制造原子弹、氢弹、导弹、核潜艇……等，白白地为毛和中共耗费了毕生的精力和才华，至死也不能觉悟，其中有许多，不但不以此为耻，反而以此为荣。而毛把原子弹、氢弹、导弹、人造卫星、核潛艇……这些东西当作他实现其想充当世界共产革命领袖的必不可少的资本。

毛和中共为了加強对全国民众的控制，就是通过农业集体化、对粮油棉的统购统销，把农民赖以生存的生产资料土地、农民赖以生存的的生活资料粮棉油、副食品牢牢地控制在自己的手中；通过对城市工商业和手工业的所谓“社会主义改造”及粮油国家专营、定量供应、生活必需品的计划供应，把城市居民赖以生存的生产、生活资料也牢牢地控制在自己的手中。不仅如此，为便于管理，毛和中共还建立了严格的户藉控制制度，人为地把民众分成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制造城乡多种待遇的差异，严格限制人口的自由流动和迁徙，任何人的外出或迁徙都必须经中共当局的批准并开具证明才能进行。

这样毛和中共不仅把个人和家庭生存所必须的生产资料、生活资料都牢控在自己手中，就连人的生存空间也被他们牢牢控制在自己的手掌之中。毛和中共完全剝夺了每一个人赖以生存的基础──私有财产，而私有财产又是个人的权利、自由的思想、独立的人格和人的尊严存在的必不可少的基础。

在这种体制之下，全国各阶层民众都被毛和中共变成了一个个没有思想、没有个人权利、没有人格、没有尊严、没有情感的从事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驯服工具。这个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变成了掌握了他们的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和生存空间的毛和中共的附庸。

在这种体制之下，毛和中共为便于控制、利用和挑动民众之间彼此争斗，把全国民众人为地仿照奴隶、封建社会分成许多等级：党政军官员、党员、团员、国家干部、军人、工人、城市贫民、手工业者、小商贩、资本家、知识份子、起义投诚的国民政府的党政军人员、国民政府遺留在大陆的党政军团人员、“劳改、劳教”释放人员；农村分成党员、社队干部、贫雇农、下中农、中农、上中农、破产地主、富农、地主、恶霸地主，不论城市还是农村五类份子(地富反坏右)都排在社会的最底层，排在倒数第二位的是五类份子的家属和子弟。

对每一阶层，毛和中共都给予他们相应的彼此不同的政治经济待遇。毛和中共巧妙而卑鄙地利用人的趋利和自私的本性，通过一场又一场接连不断的各种运动，挑动各阶层之间和同一阶层民众之间彼此争斗、彼此检举揭发、彼此争当毛和中共的驯服工具和奴仆，都试图得到毛和中共的赏赐爬到上一个阶层。

毛和中共通常通过“摘帽”(即摘掉头上所戴XX份子的帽子)、“农转非”(即由农业户口转为非农业户口)、招工、提干、保送入学、入团、入党、提拔……等方式对那些在毛和中共挑起的各种运动和斗争中表现得最积极、最卑鄙、最无耻、最冷酷无情的积极份子进行奨赏。毛和中共就是用这种残酷、阴險的手段来震摄和控制全国各阶层民众的(毛震摄、控制中共内部高级党政军官员的手段也是如此)。

毛和中共的政权刚一成立，毛就公然违背自己在延安对全国民众、民主党派和外国记者、政要许下的：要在中国建立一个美国式的民主政权，实行罗斯福总统的四大自由，建立一个和平民主、独立自由、繁荣富強的新中国的诺言。决心模仿列宁、斯大林要在中国建立一个苏俄式的共产极权政权，以实现自己的帝王梦。

为了寻找靠山和巩固用暴力、恐怖和欺骗而夺取的政权，毛就提出“(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毛迫不及待地于当年十二月访问苏联，并与苏联簽订了卖国求荣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在该条约附带的宻约中，毛和中共为了从苏联得到武器供应和发展军工企业的支持以及获得3亿美元的贷款，不惜出卖国家的领土、主权和国家利益[註：4]。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毛在中国大陆实现了他的帝王梦之后，并不满足，在一九五三年五月三日国际共产主义阵营的“老大”(毛在一九五0年访苏期间，曾有失国体地、无耻地称斯大林为父亲；并高呼斯大林万岁！)遽然去世之后。毛在中共宣传机器、一帮无耻文人和毛的手下无耻而令人肉麻的吹捧之下“名令智昏”，产生了不仅要当中国的皇帝而且要当世界共产主义体系的伟大领袖和全世界各族人民的大救星的強烈愿望(在毛的头脑中所谓领袖、主席、总统、总书记……等，都不过是“皇帝”的代称而已)。为此毛还要把共产革命推向全世界，以实现其充当全世界共产革命的伟大领袖的疯狂梦想。因皇帝的名声太臭，毛自己和他的手下及毛的御用文人们把毛一心想当的统治全世界的皇帝这一称号称之为“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伟大领袖”。

从一九五三年斯大林死开始，直到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毛命归黄泉的卄三年内，毛在中国所犯下的种种史无前例、惨绝人寰的严重罪行大都缘于他要不计一切代价地去实现其充当“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伟大领袖”的强烈愿望。

经过从一九四九年“解放”后起，到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为止的一个接着一个的运动的不断打压之后，毛和中共不仅残杀了五百多万被他们认为的阶级敌人(地主、富农、乡绅、“土匪”)、反革命、敌伪人员，被关押判刑的比这个数更多(其中有不少知识份子)。

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又有四百多万知识份子被打成“右派份子”和“准右派分子”(即未正式戴“右派分子”帽子的内控右派，他们在政治上被当局与“右派分子”同等对待，仅在名义上、经济待遇上略有差别)。至此全国民众包括知识份子在内或是因被毛和中共当局的欺骗宣传和強制灌输而被洗脑；或是被当局的暴力所震懾，已经基本上没有人敢公开对毛和中共的胡作非为说三道四了。

此时毛在他手下人和宣传机构、新闻媒体、无耻文人令人肉麻的无耻吹捧之下，被捧上了神坛。毛成了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往不胜、永远正确的英明领袖、伟大统帅和全国人民的大救星。可悲的是：尽管品格低下、行为卑劣、生性冷酷，但一向精明过人的毛，自己在众人的吹捧之下也丧夫了自知之明，自己也这么认为；不仅如此，此时毛已认为自己不仅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大救星，而且应该是全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伟大领袖，和全世界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劳苦大众的大救星(在毛心目中就是要当统治全世界的皇帝)。为了实现这一比他已经实现了的当中国的皇帝的梦想更加“伟大”的当全世界的皇帝的梦想。毛首先要实现的目标，就是和前苏联的赫鲁暁夫及后来的勃列日涅夫争当国际共产主义阵营的老大。

由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苏联整体的经济、军事、科技方面的实力远远超过中国。历史造成的前苏联和它的领袖在国际共产主义阵营的领导地位和声望都要远超过中共和毛。为此，在众人无耻的吹捧之下，已经自认为自己英明、伟大、一贯正确、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往不胜的毛，决心創造出人间奇跡以震惊世界。

这位发展、管理经济的知识几乎等于零（毛对经济的认识仅止于：一个钢铁、一个粮食，有了这两样就什么都好办了）；科学知识几乎等于零(他在校读书时自然科学科目考试几乎从未及过格，打零分交白卷也是常事，毛不以此为耻，反而以此向人炫耀，和以此嘲笑那些有真才实学的专家、学者。他的科技水平仅止于“要知道梨子的味道，就要亲自去偿一口”)的“新中国”的土皇帝，想要在极短的时间内，在经济上、军事上(唯独没有要在民众的福祉上)超过前苏联、英国和美国(其他国家更不在话下)。并希望創造一种适合他实现充当世界共产革命的伟大领袖梦想的社会结构模式和社会管理模式。于是毛和中共在一九五八年公佈了脱离实际可能的“多、快、好、省地建没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

在毛的指使下，在当年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全会上提出在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上七年超过英国，十五年超过美国。在当年六月卄一日不知天高地厚的毛，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话中提出：“我们三年超过英国，十年超过美国，有充分把握”。在此后工农业生产产量“捷报”频传、各种“高产卫星”频放，全国一片竞相浮誇、吹牛的氛围之下，毛那早已发昏的头脑进一步发狂。毛和中共在当年八月十七日召开的北戴河会议上提出在一九六二年赶上美国，向共产主义过渡。

毛和中共异想天开地提出一九五八年钢产量要在一九五七年535万吨/年的基础上翻一翻，达到1070万吨/年。同年九月八日毛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再次提出：第二个五年计划就要接近或赶上美国。再加两年，七年，搞一亿五千万吨(钢)，超过美国，变成天下第一。

毛在以刘少奇、周恩來、邓小平、林彪、柯庆施、李井泉……为代表的中共领导集团的支持与鼓舞之下；在以郭沫若为代表的无耻御用文人令人肉麻的吹捧歌颂之下；在以科学家钱学森[註：５]为首的无耻御用科学家的鼓吹论证之下，毛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疯狂的“大跃进运动”。

全国各地竞相攀比，不断放出一个比一个高的高产卫星；一个比一个假的各行各业的“捷报”，诸如：夏粮产量比上年增产近70％、粮食总产超过美国、全国各省市研制出近二百种新型汽车，已达到世界汽车行业的先进水平、全国自行研制生产出六种型号的先进飞机……等等。

全国兴起大办水利的高潮，为完成和超额完成钢产量翻一翻，在全国又掀起了大炼钢铁的高潮，数以亿计的城乡民众丢下手里的工作和农活湧向水利工地兴修水利，和自造的冶煉钢铁的土高炉大煉钢铁，造成农业生产劳力奇缺，使得大量待收的粮食、油料作物和其他农产品因无人收割而烂在地里，更多的由于人手不够(青壮年都去修水利、炼钢铁去了)而草草收割一下，粮食和其他农作物撒得到处都是(这是此后饿死几千万人的重要原因之一)。大修水利虽然造成粮食收不回、累死累伤数以万计的农民、由于缺乏远久规划不遵重水利专家的意见，修了许多毫无用处或无法使用的水利工程，不过客观地说也有一些那时修的水利工程，至今对当地的农业生产仍在发挥作用。

而大炼钢铁则是有百弊而无一利，全国各地不论农村的农民、城镇的居民、工厂的工人、机关的干部都要去建土高炉炼钢铁。由于炼钢铁用的焦炭产量很少，供正规的炼铁炼钢厂都不夠，所以产烟煤的地方，到处建土炼焦炉炼焦炭，搞得到处冒黑烟，到处一片烏烟瘴气。在不产烟煤的地方，就只好到山上砍伐森林燒成木炭來炼钢铁，成片的森林被砍伐；大办人民公社的大食堂又有大片大片的森林被砍伐，以致山上的森林几乎被砍伐殆尽；再加上大办农业上山去铲草皮沤制氹肥，又把那些因炼钢铁、办公社食堂被砍光了树木的山上残存的最后一点植被━地上的草皮也被一铲而光。原本一座座森林宻佈、花草丛生、郁郁葱葱的青山，变成了寸草不生泥石裸露的光山，在全国范围内造成了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对于山西、内蒙、宁夏、陕北、甘肃、青海、新疆等干旱少雨、气候寒冷、生长期短的地区來说，这种对生态环境的彻底破坏几乎是不可逆转的。这种生态災难不仅延续至今，而且还将继续祸及子孫后代。

笔者由于生长在城市，对当时大办水利没有亲身经历，但对大炼钢铁却有亲身经历，一九五八年我高中毕业后考入中南矿冶学院(即现在的中南工业大学)冶金系为大炼钢铁而新成立的钢铁冶金专科。进校后并不上课，而是去建炼钢厂，我们进校前已由冶金系师生和一些建筑工人建得差不多了，十几天后便建成投产。

学生们和一些社会上招来的闲散人员就成了钢厂的临时工人。我们被分成两班上午七点到晚上七点是白班；晚上七点到次日早上七点是夜班，不上班时除了睡几个小时的觉，还要上两节有关炼钢的课。这种基础课居然由一级教授程新民先生[註：６]讲授，其余的时间就是开批斗会、写大字报批斗专家教授，也批斗那些社会上招来的各种出身不好的工人。我们学生也要既写大字报、发言批斗专家教授和招来的出身不好的临时工人；同时又要向党交心，批判自已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

我们学校的炼钢厂因为有冶金系，所以还是按比较正规的小钢厂修建的，拥有一座小型的化铁炉、一座l吨的小型转炉，主要冶炼当时国内紧缺的硅钢。由于专家教授都已被批透、批臭，不让他们主持钢厂的技术工作，钢厂的生产和技术工作都由几个调干生、转业军人、和党员学生负责，他们有的对炼钢一窍不通、有的一知半解。在一位出身好的马教授指导之下，炼出了第一炉钢，敲锣打鼓向党委报喜之后，就自认为炼钢并非难事，此后便不再向马教授请教了。

1958年10月21日上午9时许，因我头天上夜班，上午七点下班后正在距钢厂一里多远的学生六舍四楼的寝室睡觉。突然一声巨响，把我从睡梦中惊醒。我正在考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才爆发出如比巨大的响声？大约十几分钟之后，一位同寝室的学生(他那天上白班)流着满头鲜血(他头上脸上受的都是皮外伤，但因头上脸上都流滿了鲜血，样子很吓人)突然推开寝室门，带着惊恐的神色对我说：“钢厂爆炸了，你还在这里睡觉！”我连忙爬下床穿好衣鞋，迅速往钢厂方向跑去，想看看我能为受伤的同学、工友做点什么。不料跑到距纲厂还有近百米的距离时便被纠察队员挡住，不让靠近。我说我是钢厂的学生工人，想去参加伤员搶救。对方说不关你的事，你赶紧回宿舍去。我站在那里，远远地看见原来约一百米长的厂房的屋面，已被爆炸的气浪掀掉了三分之二，厂区地上一片狼藉，到处是残砖破瓦和东倒西歪被爆炸震倒的机器设备。我到现场附近时，已没有听到爆炸后必然发生的呼天喊地的哭叫声、呼救声。此时爆炸已发生有近半小时，因一般的重伤员已被抬到学院医务室紧急搶救、轻伤员自已跑到医务室进行包札处理，剩下几位特重伤员一边由医务室医生护士在现场进行临时处理；一边在等待城里面大医院的救护车来，以便拉到大医院进行搶救。在爆炸后将近一个小时才见两辆白色的救护车开來将几位特重伤员运去搶救。

学校依照当局对所有对其形象不利的事，一律向民众保宻的传统，在爆炸后的第一反应居然是由校党委迁头，由保卫科出面调集可靠的党员干部、教师、学生迅速组成纠察队，用繩索拉起一道封锁线封锁现场，以防止爆炸的消息向民间传播，被“阶级敌人”利用来攻击“三面红旗”。

据后来内部公佈，此次爆炸有二位学生因搶救无效死亡，重伤、致残卄余人、轻伤无以数计。如此重大的一次人为的、本可完全避免的、造成重大伤亡的安全事故在省、市内外居然从来也没有报道过。死者亲属的哀嚎声、伤者的呼喊声、致残者悲愤的呻吟声，全被“大跃进”的一片欢呼、歌颂声所淹没。

由于实在找不到任何此次爆炸系“阶级敌人”破坏造成的证据，后来有马教授(他是炼钢专家)参加的事故调查小组得出的结论是：由于事故发生的前几天连续阴雨，倉促建成的钢厂四周没有完善的排水系统，导致化铁炉下面的土坑积水。爆炸那天早上，化铁炉因操作不当，造成化铁炉鼓风偏流，使炉内铁水温度下降，如铁水在化铁炉内凝结将造成整个化铁炉报废。现场技术负责人在未采取任何防爆措施的情况之下，贸然决定“打炉底”才造成了这次重大的事故。现场技术负责人考虑的是：如果一旦铁水凝固在化铁炉内，将造成化铁炉的报废，迅速打掉炉底，也就是打掉顶住化铁炉炉底的粗钢管使炉底打开，让炉内炽热的焦炭和铁水一下子泻到炉底下面的土坑里，就可以保住化铁炉，才不致影响钢厂的生产，继续为实现1070万吨钢/年作出贡献。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之下，那些工农出身缺乏基本常识的党员“技术骨干”居然在炉底下面土坑里的积水都没有排掉的情况下，又没有向马教授请教，就自行决定“打炉底”，于是数以吨计的一千四、五百度的高温铁水和温度更高的炽热焦炭一瞬间下泻到土坑的积水里，积水一瞬间化成体积扩大一千贰佰肆拾多倍的炽热水蒸汽形成爆炸。一瞬间炽热的水蒸汽浪掀开了三分之二的厂房，炽热的水蒸汽和飞溅的高温铁水冲向现场的工人、学生，造成严重的烫伤、灼伤；掀开的屋面在空中形成大量残砖破瓦落下来砸在工人、学生们的头上、身上又造成许多伤害。

由此看出，如果当时在“打炉底”之前把土坑内的积水先排干，再垫上炉渣、或翻砂用的型砂(这两样东西钢厂内隨处都可找到)，这祥做并不需要多少时间，完全可以在化铁炉内铁水凝结之前完成，此时再“打炉底”，这场造成重大伤亡和巨大财产损夫的災难是完全可以避免的。这就是毛和中共宣扬的外行可以领导内行、共产党和工人阶级可以领导一切，在全国造成的种种巨大災难中的一个小小的“光辉”范例。

农村大炼钢铁的疯狂场面我无缘亲眼目睹，但城市里的大炼钢铁我有幸目睹过。大机关有车、有权、有钱可以到矿区拉铁矿石，到废品站拉废钢铁，到林区拉木炭甚至能到产煤区拉到焦炭。即使这样，对炼钢一窍不通的干部们，丢开自已的本职工作不顾，一天从早到晚轮翻在小高炉旁“奋战”，时常还要通霄达旦(因小高炉不能停，一停温度下降，要重新开炉，既费时、费工又费原料)，但炼出来的往往都是比他们投下去的废钢废铁质量还要差的完全没有什么用途的废品。炼出来的这些废品的产量经扩大许多倍之后，便被统计部门作为合格的钢产量住上报。

街道干部和城镇居民炼钢铁更为困难，他们权轻(仅对炼钢铁而言)、钱少，更没有运输车辆，顶多有几架靠人拉的板车(北方叫“架子车”)，他们的小高炉找不到炼钢铁的原料，只好到收废品的小贩那里收集废钢铁制品作原料，这远不能满足炼钢的需要。居委会的干部们就只好到居民的家里，带強制性的要居民们“自愿捐献”出家里除留一口煮饭用的铁锅、一把锅铲和一把菜刀之外所有“多余”的铁器。居民们被迫忍气吞声翻出家里所有的钢铁制品、用具，甚至连大门上的门扣环、箱子上的铁锁扣都被撬出来拿给他们去炼钢铁。居民们家里当时十分宝贵的“钢精”锅、“钢精”水壶(那时把铝制品称之为“钢精”)和其他“钢精”制品也要被迫“自愿捐献”出來，因居委会的小高炉没有鼓风机，就靠那种补锅用的手拉风箱来鼓风，小高炉的温度起不來，废钢铁熔化不了。不知经哪位高人指点，说在小高炉内加入铝或铝制品，铝在高温下燃烧可以产生三千多度的高温，可以提高炉内温度使炉内钢铁熔化。但那个时候居民们都十分贫困，居民们家里的“钢精”制品很少，所以居委会的小高炉常因温度不夠，投进去的是从居民家里被迫“自愿”捐献的各种钢铁制成品、“钢精”制成品，结果产出来的却是一堆既不象钢，也不象铁倒有点象炉渣一样的黑疙瘩。一堆这样的废物过磅后，又被扩大好多倍之后，便被当作合格的钢产量统计上报。象这种把成品当作原料花大量的人力物力，把这些成品炼成一堆废渣的愚不可及的、古今中外从未发生过的倒行逆施的蠢事，只有在以毛为首的中共的“英明”领导之下才有可能在中国变成现实。

就是这些从遍佈全国的大大小小的土高炉里炼出的、几乎没有任何用途的黑疙瘩被扩大许多倍之后，统计出來的所谓“钢产量”，再加上正规钢厂被虛报的钢产量。在一九五八年底毛和中共居然向全世界、全国宣称己提前多少天完成钢产量在一年的时间內翻一翻的“宏伟”目标，即钢产量达到1070万吨/年的预定目标。

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会问，当时难道人们不知道这样做很荒唐吗？为什么还要“自愿捐献”家里的钢铁制品和“钢精”制品？其实当时许多人都知道这样做很荒唐，也不愿意把家里有用的钢铁制成品、“钢精”用品捐献去干这种蠢事。但是如果他们敢于指出“大炼钢铁”的荒唐、得不尝失；或试图抵制这一切；或试图拒绝“自愿捐献”自己家里那些有用的钢铁、“钢精”制成品，那么等待他们的将是一场灭顶之灾。他们马上就会被当局指责为反对“大炼钢铁”、反对“大跃进”、反对“三面红旗”、反毛、反党、反社会主义。接着他们将遭到没完没了的大会小会的批斗，最后将被戴上“五类份子”的帽子轻的遣送农村劳动、送农场劳教，；重的判处徒刑，如不认“罪”甚至会以现行反革命的罪名被处决，还要祸及他们的家人和亲友。

就祘有敢于为坚持真理而献身的好汉，他自己可以不怕坐牢、不怕杀头。但他不能不顾及他周围数以十计的无辜的家属、亲友、同事、同学。他们都将因他而招来永无穷尽的不同程度的深重灾难。这就是当时的人们不敢、也不能出面抵制、指责“大跃进”中发生的种种违反常理的荒唐事的最主要原因。

从延安“整风运动”、“抢救运动”(这一点主要针对中共的各级领导阶层和抗日时期投奔延安的知识份子、青年学生而言)起，直到“解放”后的历次运动特别是“反右”运动为止。中共除毛之外，从上到下的几乎所有各级党政军干部直至普通党员、几乎所有的知识份子、社会精英直至平民百姓，都充分领教了毛的阴險狡诈、凶残狠毒、不择手段、无所顾忌和冷漠无情。“解放”后经毛和中共的欺骗宣传、舆论导向和灌输洗脑之后，仍能保持清醒头脑和独立见解者，对“大跃进”、“大炼钢铁”、“大批判”、“大办人民公社”、“大办公社食堂”、“大修水利”……等运动中所发生的种种违反常理的现象都心知肚明。其中良知未泯、品格较高者，大都噤若寒蝉、保持沉默以明哲保身；其中人品卑劣、良知丧尽者，则一意吹捧、推波助澜，争当毛和中共的奴才和驯服工具。至于那些被毛和中共的欺骗宣传、舆论导向和灌输洗脑搞得懵懵懂懂者则将毛和中共奉为神明，不问或不知是非曲直、对错与否，一味毛和中共指向哪里，就奔向哪里、叫干什么就干什么。竟相争当毛和中共的奴才及毛和中共这架共产极权机器上“永不生锈的螺丝钉”。

毛和中共通过农业互助组、农业合作社有效地把农民的士地和生产工具控制在毛和中共的手里；通过对私人工商业和手工业的所谓“社会主义改造”有效地把城市居民的工厂、企业、商店，手工业作坊……等生产资料控制在毛和中共的手里；毛和中共又通过对以粮油为主的几乎所有的、全体民众赖以生存的农副产品的“统购统销”政策有效地掌控了全体民众赖以活命的主要物资；毛和中共又通过对民众生活必需的粮食、食油、肉类、食糖、香烟、糖菓、点心、棉布、火柴、燃煤、煤油、收音机、自行车、缝纫机……等几乎所有民众生存、生活所必须的物资实施“计划供应”，把所有一切民众赖以生存生活所需的一切资源都牢牢地控制在自已手里。

毛和中共又通过严格的户口政策，強行把民众划分成城镇户口与农村户口，把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牢牢地控制在他所在的乡村、城市、街道。除毛和中共认可的升学、参军、招工、提干、大、中专毕业生分配工作及工作调动之外，均不得隨便迁徙。这样毛和中共已把它治下的每一个人赖以生存的空间、生产资料、生活资料等所有资源牢牢地掌控在自已的手里，每一个人都成了毛和中共的附庸：没有自已想要的生存空间；没有自已的生产资料；没有自己的生活资料。

毛认为这样还不夠，毛为了实现自己充当世界共产主义革命伟大领袖的梦想，为了找到一种牢固掌控每一个人的思想、言论和行动的社会组织和管理模式，毛发现并“完善”了“人民公社”这种组织管理模式，并在全国大力推广。毛要把全国变成一个大兵营，让每一个中国人都成为他征服世界的世界共产主义革命战争的炮灰。于是处于颠狂状态的毛，向全国发出了“全民皆兵”和“大办民兵师”的“伟大”号召。全国各地从城镇的机关、企业、工厂、学校、街道直到到乡村纷纷组建民兵师，下辖团、营、连、排、班。

在一九五八年成立了各类民兵师达5175个，下辖民兵团44205个，民兵总数达到2.2亿人。笔者一九六0年在湖南大学化学系就读时，也曾被编入该校的防化民兵营，与同学们身披一件不透气的油布雨衣(当时塑料制品尚未流行、这是我们防化民兵唯一的“防化装备”)冒着烈日，大汗淋漓地肩扛一支不带子弹、早已退役的一九一七年美制老式步枪，在学校大操场接受贺龙元帅的检阅。

 毛之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毛一直希望通过发动一场世界大战，消灭全世界的资本主义体系，在全世界建立共产极权政权，以实现他想充当世界共产革命的伟大领袖的梦想。因此毛需要一大批没有思想、没有头脑、无条件盲目服从他的领导的臣民，为他要发动的世界共产革命战争充当炮灰(这就是为什么毛在后来明明知道办食堂、办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是导致数千万农民饿死的重要原因时，仍然不顾农民死活顽固地坚持办食堂和人民公社的最主要的原因)。

 毛扬言：“世界大战应该早打、大打、打核战争、在中国打”、“这样一场世界大战中国可能会死掉四亿人口(当时全国人口约六亿)。但是中国用三分之二人口的牺牲(毛当然自认为自己不在牺牲之列)，却換来一个大同世界(即以毛为领袖的共产极权统治的世界)还是值得的。毛自认为自己必将成为这个“大同世界”的“伟大领袖”，他当然值得。但对于为实现他的世界帝王梦而无辜死去的四亿中国人，和全世界将为此而死去的十几亿人却太不值得了(当时全世界约有卄七亿人口)”。 

科学知识几乎等于零的毛，对一场核大战之后，全世界将处在“核冬季”阴影的笼罩之下，由于大量放射性尘埃弥漫空中，遮天蔽日，使气温骤降，到处一片黑暗，数月不见天日，所有的空气、水、食物、土地……都被放射性物质所污染、几乎所有的动植物都将死亡，人类也没有人能幸免(包括毛本人在内)。对这些毛一无所知，所以毛指望：“死掉四亿(中国)人，还剩两亿人口，用不了多少年，中国又可以恢复到六亿人口了。”毛还希望在中国打核大战：“由我(毛自己)来带领中国人民把美国军队吸引到中国战场……迫使美国向中国战场投入主力军队……(然后)请苏联向中国战场突然投射原子弹，将美国主力军队一举歼灭在中国战场。”无知、狂妄、冷漠的毛为实现自己统治世界的世界帝王梦，竟然不惜牺牲四亿中国人和十几亿各国民众的宝贵生命，其凶狠残暴、冷酷无情、无知狂妄、漠视数以十亿计的人的生命、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卑劣本性实在令人发指，在这方面连秦始皇、斯大林、希特勒都难以望其项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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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註：４]详一九五二年二月中国外长周恩来与前苏联外长维辛斯基簽定的《中苏友好同盟特别协定》

[註：5] 钱是一个品行卑劣的小人，在反右时为自己脱身和向中共献媚，不惜无中生有向中共举报同为科学家的钱伟长有政治野心，再加上钱伟长反右期间提出的教授治教专家治校的意见与中共的做法相左，致使钱伟长被以邓小平为首的“反右领导小组”划为右派分子。钱学森在“大跃进”的高潮中，在粮食亩产已由超千斤、几千斤、超万斤、几万斤时，居然违背科学常识和做人的基本良知，公然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从科学上论证粮食亩产几万斤是完全可能的，为浮誇风推波澜，致使后來广西环江县红旗公社把稻谷产量浮誇到130435斤/亩的惊人而荒谬的地步。钱学森从美国回国后即被毛和中共豢养來为毛和中共称霸世界研制火箭、导弹和人造卫星。钱学森置国家极度贫困、数以千万计的民众活活饿死的现状于不顾，把自已本可用于造福民众的全部知识和精力都用于为毛试图称霸世界实现其“世界帝王梦”研制火箭、导弹和人造卫星。晚年还宣扬“人体特异功能”。回顾钱学森的一生不仅品格卑劣而且从未运用他的知识、才华为改善中国民众的处境做过任何有益的事。这样一个人死后居然被当局吹捧为科学界为人处事的楷模，实在令人不可思议。

[註：6]程先生曾留学德、美二国获得过两个博士学位，原为清华大学冶金系系主任，一九五二年院系调整时隨请华大学冶金系一起來到新成立的“中南矿冶学院”，担任冶金系系主任，一九五七年被当局划为右派，是我国著名的冶金专家也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湖南省仅有的两名一级教授之一。

2.毛和中共夺取政权带来的后果之二

毛为实现其充当世界共产主义革命和世界共产主义体系的“伟大领袖”的梦想，而发动的脱离科学实际、脱离现实可能的疯狂的、异想天开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为钢产量翻一番的全民大炼钢铁、大修水利……等一系列运动，很快就给国家和大陆民众带来了始无前例的灾难性的后果。这种灾难性的后果早在一九五八年就显现出来了。笔者当年正上高三，学校食堂粮食虽未定量，但已由原来一日三餐干饭，改为早餐稀饭，中晚餐干饭。早餐的稀饭还要掺麦麸，原来早餐提供的豆浆也取消了。

学校为实现毛和中共提出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指示，组织学生到城郊去开荒种地，因劳动強度大，学生食量大增，数量有限的粮食令学生吃不饱肚子，学校只好在大米里加上萝卜、白菜煮成菜粥以使学生能找到吃饱的感觉，不过这种吃饱的感觉经过一、两个小时，在尿了几泡尿之后便蕩然无存了。

就在一九五八年不少地方粮食供应已趋紧张之时，各地竟相放出的粮食高产“卫星”和频频传来的“超产捷报”已让头脑昏匮处于忘乎所以的颠狂状态下的毛和刘少奇……等人，居然在为粮食多了怎么办而发愁。

由于各行各业的人都丢下自己的本职工作去修水利、去炼钢铁、去抓粮食高产，几乎所有的物资、交通运输和人力资源都白白地投入到几乎没有产生任何效益的(有的甚至是负效益)大修水利、大炼钢铁和粮食高产运动和其他许多毫无实际意义和效果的“跃进”项目中去。致使整个国民经济严重夫调，民众日常生活所必需的轻工业产品、日用百货、副食品的生产因原材料、交通运输和人力的严重短缺而陷入萎缩，产量急剧下降，已无法满足民众日常生活的最低需要。毛和中共当局不得不采取计划供应的办法加以应对。于是种类繁多的各种票证应运而生。继粮、油、布票之后，糖票、餻点票、烟票、酒票、煤油票(煤油灯是当时乡村、小城镇居民最主要的照明工具)、豆制品票、肉票、火柴票(那时打火机是奢侈品，火柴是主要的取火工具)、肥皂票、煤票(煤是当时城镇居民做饭、取暖的最主要的燃料)……相继发行使用，由于民众生活日用物资的极度匮乏，这些票证的供应量远不能满足民众日常生活的最低需要，至于当时被视为奢侈品的收音机、缝纫机、手表、自行车更是一票难求，许多单位一年都只能分到一两张票。

日常生活物资的严重不足、凭票供应量远不能满足基本生活需要，导致一种新行业诞生，那就是倒卖各种日常生活物资、食品和各种票证。当局把这种行为称之为“投机倒把”。一旦被当局查获，除没收其物资、票证和所得金钱外，还要对当事人判处徒刑。尽管当局对“投机倒把”严厉打击，但在生存物资极度匮乏的情况之下，这种行业是不可能禁止得了的，不仅是因为生存物资极度匱乏的民众有着不可扼制的需求，还因为这个行业为那些因逃避饥荒而流落各地的农民(当局称之为“外流人口”)和城镇失业人员(当局称之为“无业人员”、“社会闲散人员”，他们大多为社会最底层人员，诸如：劳改、劳教释放人员、摘帽右派、“五类份子”和他们的家属、子女……等)提供了一线谋生的机会。

自从全国实现严重打击农民从事农副业生产的积极性的农业合作化之后，农副业生产日渐萎缩，到一九五七、一九五八年全国粮食和副食品的供应已显紧张，如果是一个民选的、对选民负责任的政府，此时理应竭尽全力进口粮食和副食品以满足民众的需要，然而毛和中共当局在这两年不仅没有进口粮食和副食品，反而在这两年总共净出口了七百万吨粮食和大量副食品。在全国已大量饿死人的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O年，毛和中共当局不顾民众的死活仍然分别净出口了二百五十万吨和一百万吨粮食。

毛这样做的原因是用这些与民众性命相关的粮食和大量副食品、日用品、矿物原料去换取外汇，以进口发展军事工业(核武器、导弹、核潛艇……等)和作为军事工业基础的重工业所需的设备、仪器、原料、技术。毛把这些武器视为他在全世界推进共产主义革命、实现自已充当世界共产主义革命运动“伟大领袖”梦想必不可少的物质基础。

为了和以赫鲁晓夫以及后来的勃列日涅夫为首的苏共争夺国际共产革命运动的领袖地位，毛和中共不顾中国民众的死活一方面出钱出物(主要为金钱、武器以及国内极为短的缺粮食、副食品、日用品、原料……等)，大力支援拉拢阿尔巴尼亚、北朝鲜、越南、罗马尼亚、古巴、蒙古等社会会主义国家，和亚非的一些所谓民族主义国家诸如：印尼、斯里兰卡、尼泊尔、缅甸、柬埔寨、伊拉克、叙利亚、阿富汗、埃及、刚果、马里、乌干达、喀麦隆……等。

据统计从一九五0年到一九六0年六月底中国向这些些国家提供的无偿援助和贷款高达40.28亿元，这还不包括无偿提供的武器和以粮食和副食品为主的实物在内。40.28亿元现在看来数字好像不大，但在大米只有0.08元一斤、工人一般干部平均月工资只有二十几到四十元左右的当时却是一笔巨资。

毛经常对那些建议他在大饥荒时期适当减少外援的手下说：“手里没有一把米，雞都逗不來”。在毛的授意之下，在国内已大量饿死人的一九六0年一月成立了“中国对外经济联络总局”，专门负责向外国(主要是前面所列各国)赠送现款(外汇)、食品和其他物资，致使在大飢荒最严重的年份对外援助激增，使因饥饿而死亡的人数也剧增。这年十一月为拉拢古巴给古巴六千万美元贷款，并告知对方可以经过谈判不还；次年元月为拉拢阿尔巴尼亚给了五亿户布；在饿死人最多的一九六O年，为拉拢北朝鲜还为其提供23万吨粮食。此外，毛和中共还出钱扶持各国共产党内极少数毛派分裂份子另组X共(马列)小党办刊物，为毛和中共的世界共产主义武装革命理论摇旗呐喊、对毛和中共加以吹捧。

从上世纪六十年代起不断有X共(马列)的所谓代表团频繁到访中国。一是來接受毛和中共的指示，更主要的是來向毛和中共领取数额不菲的津贴。毛和中共对这些被他们豢养的走狗一贯是來者不拒慷概解囊。我记得來得最多的是澳(大利亚)共(马列)的主席(书记？)威尔科克斯先生，他有时一年都要來好几次，所以令我印象深刻，至今仍未忘记他的大名。

从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这三年之中据国内外统计研究公佈的资料中国大陆总共饿死了三千七百万至四千五百万人，其中主要是农民。造成这一场和平时期、正常年景史无前例的大饥荒和三、四千万无辜民众因饥饿而死亡的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好大喜功的毛为实现其要充当世界共产革命运动的“伟大领袖”的梦想、试图创造罕世奇功，“一夜之间”将贫穷落后的中国大陆变成世界超一流的先进大国，而发动的“总路线”、“大跃进”、“大炼钢铁”、“大修水利”、“大办人民公社”、“大办公社食堂”……等一系列运动。

尽管这一系列运动造成粮食减产、生态环境惨遭不可逆转的破坏、国民经济严重失调、生活日常用品、粮食和副食品的严重匮乏、生产力惨遭破坏、国民经济濒临全面崩溃……等一系列严重后果。然而只要毛和中共当局稍微有一点人性、对他治下的民众的生命稍微有一点尊重、对民众的苦难稍微有一点点怜悯之心，放下面子(毛和中共一直不敢对外承认中国发生了大饥荒、大量人口饿死这一事实，以维护其一贯正确、英明、伟大的虛假“光辉形像”)及时采取必要措施，削减外援、进口粮食、打开贮备粮倉(据周恩來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报告：到一九六0年全国还有一年零七个月的贮备粮)、接受外国的粮食援助，则完全可以做到不饿死一个人，更不用说饿死3700万─4500万人了。

简单的祘一祘便可证明这一论断：在这大饥荒的三年之中每一吨粮食可以在一年之内至少挽救10个人的生命，一年内这10个人平均每人可分到200斤粮食；平均每天每人可得0.548斤粮食，再加上饥民们原有的每天0.4-0.5斤口粮，则飢民们每天的口粮可达到0.948斤─1.048斤足可维持生存的需要。即便对每天口粮只有0.3斤的饥民加上这0.548斤粮食，每天的口粮也有0.848斤，也可维持生存的最基本需要。照此计祘一九五九年只要把净出口的250万吨粮食不出口，用來供国内饥民之需要，则这一年便可挽救2500万饥民的生命；如果一九六0年净出口的100万吨粮食不出口、援助古巴的6000万美元用來从国外购买粮食(按当时的粮价可购买87万吨粮食)、援助北朝鲜的23万吨粮食用來供应国内的饥民，那么这一年将有210万吨粮食供国内饥民提高口粮标准，这将使2100万饥民免于饿死；一九六一年如果把给阿尔巴尼亚的5亿卢布(当年卢布与美元的比价约为1比1，这是苏联官方自定的汇率，高于卢布的实际价值)用來买粮食，按保守的估祘可从国外购得300万吨以上的粮食，如果再加上被打肿脸充胖子的毛断然拒绝的苏联愿意提供的100万吨粮食援助，那么这一年总共将有400万吨以上的粮食供饥民们食用，这将拯救4000万人免于饿死。由此看來，如果这三年停止出口和外援粮食、同意接受苏联的100万吨粮食、把对外援助的资金用來进口粮食。如能这样，那么1959─1961这三年一个人也不会饿死！据此可以说“大跃进”及其带來的一系列惨重后果和造成3700─4500万人饿死，套用一句当下流行的话來说：“这都是毛要争当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伟大领袖”惹的祸”。  

在大饥荒期间，毛生怕外国知道中国发生了大饥荒饿死数千万人的真像，影响他自封的世界共产主义革命“伟大领袖”的光辉形象，对外拒不承认中国大陆发生了大饥荒、饿死了大量人口的事实。为掩盖中国大陆在一九五九─一九六一年的大饥荒、大量饿死人的真像，毛和中共不顾民众死活顽固地拒绝一切国际援助，这种死要面子的做法大大加剧了饥荒的程度，使本来可以因国际援助的粮食而得救的数以千万计的饥民最终未能逃脱饿死的厄运。

在断然拒绝了苏联提供的粮食援助之后，毛居然宣称：“哪怕把全中国人都饿死也不要赫秃子(指赫鲁暁夫)的一粒粮食，中国党和政府是有志气的”。为维护毛和中共的这种莫名其妙的所谓“志气”，数以千万计的饥民因未能吃上苏联援助的粮食而死于非命。此后毛还对他的保健医生李志绥和秘书田家英说：“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中国有几亿人口，饿死几千万人祘啥大不了的事呀！让妇女敞开肚子生，死的几千万人，过几年不又回来啦！我们凭啥吃赫鲁晓夫的嗟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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