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之春:六四后北京高校学生运动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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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眼中的晚清社会 满洲皇子教育严格

满清皇室的皇子们在未谙人事时就在教育上获得最严格的训练。他们每天凌晨起床,由宫内惟一的太师授课。第一堂课是中国文学。当这些皇室学生走进教室时,老师要从他的椅子上起身,接受学生们的“大请”,他也回敬一个礼并坐下。          如果功课记熟了,一个学生会把书…

  ——谨以此文纪念六四20周年
    

    (北京)天爱 本文原载《北京之春》2009年6月号
    
    纪念六四的目的之一就是希望中国后一代的高校学生能够继承1989年运动的无畏精神,像20年前的热血青年一样义无反顾、不畏强暴、呼吁权利。尽管政治高压和物欲横流使得六四后的许多高校学生缺乏为公义和人权呐喊的勇气和行动,但也有不少学生在六四后的艰难岁月里继承英烈遗志、致力于推进高校乃至中国的自由进步的民主运动,他们书写的是鲜为人知的一页,是纪念六四20周年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表明民主自由之火正在高校中薪火相传。——作者
    
     六四屠城的硝烟尚未散去,中共当局就开始了遍及全国的大搜捕,大清查,大整顿。电视上反复播放解放军进城受阻、坦克被焚以及士兵惨遭暴徒焚尸的镜头;报纸上是连篇累牍拥护中央决策的声明,各级群众都被组织起来,学习邓小平同志在戒严部队时的讲话;党员要重新登记,白色恐怖气氛笼罩了全国,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又进入了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
    
     六四以后入校的学生,都要接受“政治审查”,即由所在单位或学校出具“动乱期间没有问题”的证明,一大批成绩优秀的青年因此失去了入学的资格。侥幸入学者等待他们的是痛苦的“洗脑”过程,集中学习文件;数周之后他们被送到了工厂和军营。当局希望凭藉此举,清洗他们头脑中的自由化思想,为接受马克思主义打下良好基础。
    
     高校的教师队伍也被严格清洗。思想敏锐、知识新颖、深受学生欢迎的教师,因为所谓涉嫌自由化,有的被剥夺了导师资格,有的被剥夺了讲课的权利,停职反省,接受审查;而那些身陷囹圄或流亡海外的教师则更是与大学的讲坛无缘了。代替他们的是观念陈腐、思想僵化、在前些年根本没有市场的冬烘先生。祇想在官场上捞一官半职的“政客学者”们,更是不愿错过向上爬的机会,纷纷粉墨登场,卖力地唱起陈年老调,一半是为了博取主子的赏识(确有一些如愿以偿,官运亨通),一半是为了发泄前几年受到冷遇和屈辱……生动活泼的讲授不见了,真诚热烈的辩论没有了,课堂重又变得死气沉沉,枯燥乏味。一方是喋喋不休地照本宣科,一方是打心底里的厌恶。
    
     青年学生们报效祖国的热情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对真理和智慧的追求也受到限制,因此在很长时期内,出现了普遍的意志消沉;国家的前途蒙上了阴影,个人生命也就黯淡无光。就像霜降过后的原野,枯萎的枝叶在肆虐的寒风中瑟瑟发抖,生气与豪情已成为往日追忆,而现在祇是一片惘然。“TDK”三个热点的流行,形象地表明了当时青年学生的精神状况:“T”即“TOEFL”——托福考试。在许多人看来,祖国就意味着苦难、贫穷和压抑。脚下的土地正变成“梅杜萨之筏”,注定要在混乱中沉沦,那么,能够通过考试,在异国他乡实现自己的青春与梦想就不失为最佳选择了。“D”即“Dance”,生命中赖以充实的东西既已失去,祇有感观的刺激才能暂时填补心灵的空虚,在喧嚣的舞池中忘却自己,通过崔健的歌曲,排遣心中浓郁的忧愁、愤懑和向往。而“K”即是“Kiss”,花前月下,拥抱亲吻,嘟噜一些含混不清的情话,胡诌一首语无伦次的情诗,似乎已得生命真谛,就是人生最大的幸福。
    
    
    中国人民大学读书社和学生刊物《大家》
    
    
     在肃杀阴冷的气氛中,仍有一些人在执着地探索,不屈地抗争。1990年9月,中国人民大学校园内出现了一张醒目的“读书社”招收会员启事,标题是“重新燃起我们的热情”,启事指出,校园目前的沉寂气氛与国际上汹涌澎湃,日新月异的变革大潮很不协调。消沉怠惰,萎靡不振的精神状况也与肩上的使命很不相称,号召一切关心祖国前途命运的有志青年加入读书社,交流思想,沟通心灵,增进知识,熔炼才干,共同创造一个自由温馨的天地。9月24日,中国人民大学读书社召开了成立大会,由廖家安主持,王胜利代表发起人阐明了读书社的“生活、读书、新知”的宗旨,王振民宣读了读书社的章程,参加成立大会的包括博士生、硕士生、本科生200多人。读书社成立以后,举办了经常性的思想学术讲座,如国情系列讲座、人权系列讲座、辛亥革命80周年系列讲座、中西文化对比系列讲座等。讲座曾是高校交流最新研究成果、最新学术信息的形式,在思想解放过程中,一些知名学者举办的讲座对活跃思想曾起过重要作用。但六四以后,讲座受到了极其严格的控制。读书社的同学们克服重重困难,联系校内外专家、学者,就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举办了一次次讲座。例如请人民大学法律系青年学者杜刚健系统阐述了他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人权观,认为马克思主义将人权理论推向一个新的时代高峰,严厉批判了将马克思主义同人权割裂开来,认为应该放弃人权概念和主张的陈腐观念,并就中国社会的人权状况等问题与广大同学一起进行坦诚热烈的讨论。北京大学法律系龚瑞祥应邀谈了他自费到基层法庭调查的收获和感受。当80高龄的龚老先生迈着颤巍巍的步子,登上讲台徐徐说“在这个充满着激情又弥漫着迷惘的日子,希望通过今晚的倾谈能够把分享困惑、分享知识视为生活真谛、智慧之源,从而使我们从实践中所得到的知识成为征服愚昧无知的力量”时,挤得满满的教室里爆发出暴风雨般的掌声。在回答同学们提问的过程中,龚先生坦率谈了他对北京市政府制定的“游行示威的十几条决定和法制建设十六字方针”的不同看法。他严谨的治学态度,精湛深邃的思想以及对中国百姓挚热的激情强烈地了青年学生,给大家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除讲座外,读书社还与《读书》、《中国青年》、《大学生》等多家单位联合先后举办了三届“书评大奖赛”,与校图书馆合作,设置了“书评之窗”,图书馆尚未上架的新书,读书社的同学可以率先借阅,写出书评,引导大家阅读,与社会上多家单位合作,开展勤工俭学;与校广播站合作,传递最新图书信息,学术动态等。例如,集中反“左”的《历史的潮流》尚未公开上市,广播站就播送了读书社写的介绍该书的文章,宣读了该书的重要篇章。另外还结合重大节日,举行纪念活动,如“五四青年晚会”、“一二、九座谈会”、“纪念三毛晚会”,三毛的突然辞世,在广大学生中间引起强烈震动,读书社布置了一间教室,点燃蜡烛,朗读三毛的作品,唱三毛的歌,谈心目中的三毛,烛光泪光,歌声泣声,交融一起,圣洁气氛令人久久难以忘怀……。由于读书社的活动形式多样,内容丰富,风格清新高雅,不仅吸引了校内的广大同学,其他高校的学生和社会上的青年也常慕名参加。《大学生》杂志、《读书人报》等多家新闻单位都曾报导过他们的活动,南京大学出版社的《中国读书大辞典》将“人大读书社”收录入典,更有全国许多地方青年学生,包括青藏高原一中学写来书信,倾谈内心的苦闷,交流对有关问题的看法,希望传授开展社团活动的经验……
    
     读书社还自费创办了一个社内刊物,取名《大家》,兼有“We”和“Master”之义,希望通过大家谈,大家写,以“大家风范”造就新一代学人。他所坚持原则是“公开性、积累性、建设性”旨在通过点滴的成果,取得实在的进步。这个刊物倾注了读书社同仁的情感、思考和追求。是六四以后在首都高校中成功地创办的第一个学生刊物。所发表的文章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总的主题是研究中国国情,探索中华民族走上现代化的道路。刊物出版后在首都高校中引起很大反响,得到了首都思想界的肯定、支持和鼓励,其影响很快扩展到外地院校。到1992年6月被查封,《大家》一共出了3期。
    
     读书社还有一项重要的活动是组织小范围的专题讨论会。读书社的核心成员定期举办学术沙龙,就现实社会中的敏感问题进行深入细致的讨论,如“六四反思”、“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经济问题,大中型企业的困惑和出路、农村问题、知识分子从“五四”到六四的心路历程、“何新现象”等等,通过反复讨论、深入研究,大家拓展了知识,明确了思想,在许多问题上达成了共识,凝聚了一批目标远大、思想敏锐、意志坚定的青年学生。
    
     读书社的活动引起了国家安全机关的注意,92年6月,读书社的主要组织者廖家安、王胜利被逮捕,薛学平被通缉,他们三人遭难,是因为在1991年六四期间在北京大学秘密散发纪念六四的传单,这一事件还被《人民日报》写了一篇《树欲静而风不止》的文章。从1991年撒发传单,到1992年六四被捕,北京公安暗中监控人民大学读书社整整一年。其后,读书社被勒令停止活动。但是读书社后期的两个重要人物,人大哲学系的张某和郭保胜仍然在积极地从事学生活动,并加强了与北大、师大、清华等高校的联系。
    
     中国人民大学读书社就是六四以后第一个不受官方控制的独立社团,在前后两年的时间里,通过丰富多彩的活动,打破了校园阴冷、肃杀沉寂的气氛,在人们心里燃起了希望的火种。虽然最终被共产党扼杀了,但作为一段美好记忆,作为在困难情况下坚持斗争的象征,读书社的精神,势必长久地流传下去。
    
    
    北京大学的国情研究会
    
    
     继人民大学读书社掀起八九年后第一次活跃的高校气氛后,北京大学国情研究会于1992年9月份开始,进行了关于对日索赔的一系列活动。在中共红色恐怖的校园氛围内,要想突破禁锢僵死的局面,必须有不一般的路径。1989年前学生运动经常以“反日”的民族主义形式出现,因为如此才能避免中共的残酷打压,毕竟事关民族大义当局不便轻易采取毒手。所以,在中国特定情况下,学生运动常以民族主义的诉求来出现,这样做,当然有一定的负面效果,但总体上可以突破限制、为更大的活动空间做准备。
    
     当时,中国政府为了摆脱六四之后的外交困境,竭力邀请日本天皇来华。企图从西方国家因六四制裁中共而形成的链条中最薄弱的地方突破(钱其琛语,见其着《外交十年》)。北京高校的几位老师与学生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借助民族主义诉求来推进校园的学生运动,也抗议日本不讲原则、向专制政权妥协的外交政策。
    
     此前不久发生了日本强占钓鱼岛事件,中国大陆政府态度暧昧。在中国大陆,民间对日索赔活动风起云涌,中国老百姓对曾经野蛮侵略过中国的日本政府并没有好感。为了扫除中日两国间的历史遗留问题,也为了表达89年后被残酷压抑的青年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政治参与意识,北京大学国情研究会(负责人周虎、王仲秋)和中国人民大学读书社(张某、郭保胜)、北京师范大学伦理学社(张弛、张守礼等)互相配合,进行了“关于中日关系的民意调查”,“勿忘国耻纪念‘九一八’座谈会”和致日本明仁天皇公开信等活动。
    
     “关于中日关系的民意调查”活动自9月15日起,9月21日止,历时6天,被测者遍及北京大学、人民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的本科生、研究生(包括博士研究生)和进修生。问卷由国情研究会北大学生刘某和中国人民大学郭保胜等人设计、发放、回收并统计分析。问卷共发2000份,其中北京大学1100份,以学生宿舍为单位发放,回收率达80%,可间接代表北京各高校民意。上述几所高校的学生,对问卷表现出极高的热情。普遍认为,对日索赔的要求是合理的,支持率达 89%,而且对政府在此外问题上的立场也多持批评态度。(问卷及结果见本文附件一)
    
     9月18日在北京大学办公楼会议厅召开了国情研究会主办的“勿忘国耻纪念‘九一八’座谈会”。官方的吕正操、陈吴苏,民间对日索赔方面的童增和北大青年教师袁红冰、人大教师杜钢健以及北大校领导和其他专家学者、社会知名人士参加了会议,发表了以爱国主义和对日索赔为主题的讲话。
    
     9月23日晚,在北京大学国情研究会换届大会会后,由自愿留下的同学和香港城市理工学院时事学会的同学以及其他北京高校学生商议定于次日由学生代表向日本使馆呈递致日本天皇的一封公开信。公开信的原稿经过学生们讨论修改后定稿并通过,当场有20余人在签名表上签名。(此后签名活动进行了10余天)
    
     次日,9月24日中午,北京大学法律系学生周虎、王仲秋,人民大学学生郭保胜及香港城市理工学院学生刘富强四名学生代表在日本驻华使馆前呈递致日本天皇的公开信。递信当日在公开信的签名表上署名的青年学生就已逾77人。公开信递送因北京警方在使馆前拦阻未果,当日改为邮寄递送(公开信见本文附件二)。
    
    
    九十年代学生社团
    
    
     北京大学“九十年代”学生社团是北大国情研究会停止活动后出色的学生社团。曾组织诸多讲座、座谈、问卷调查活动。其发起人和主要负责人是北大法律系本科生刘某、朱某等人。
    
     为唤醒北大学生被压抑的公共参与意识,也为了表达对北大高压现状的不满,并为配合北师大进行的“师大的现状与未来”民意调查活动,“九十年代”学生社团在成立之初进行了“北京大学现状与未来”问卷调查活动。(调查问卷及结果见本文附件三)。
    
     统计结果表明,学生们对八九年的北大的沉闷压抑气氛和学校的教学制度、军训制度表示强烈不满和反对。此后不久,“九十年代”联合其他社团,重点就军训制度的废除与校方进行交涉。由于各方的努力,始于1989年的新生一年军训终于在1993年被取消。
    
     1989年前后,在北大附近的圆明园形成了一个艺术家村落。这些艺术家自由奔放、在政治上是中共恐惧的异议人士。学生与他们取得了联系,并相约在北大、人大进行画展。人民大学的画展在画家们到达校园后却被北京公安局、校保卫处强行取消,而北大的画展得以顺利举行。
    
     1992年12月9日,在北大三角地附近“九十年代”举办了圆明园流浪艺术家们参与的“九十年代现代艺术展”。艺术展展出作品大多是保守者们不能久视的前卫绘画,也有几个披着长发的吉它歌手、流浪者表演“行为艺术”。绘画作品中有反映六四惨案的,有变形、扭曲的毛泽东、警察、“大款”们的画像,还有一幅几千个近处是军人,远处是牛头马面的人低头默哀的画,很有意味。前来看艺术展的人络绎不绝,热情地观文化沙漠中的奇葩。这次旨在解决思想,反抗文化和思想专制的活动取得了成功。展览中九十年代学社发表的《新理想主义宣言》表达了学生们的心声:圣地。
    
     一块以其近百年的创造与先行而神圣的土地。
    
     一块从不视求新为大逆,见异端则扼杀,从而在变革中获新生,于宽容中见博大的圣地一块不复创造就意味着死亡的圣地。
    
     当着喧嚣归于沉寂,萌动也随之而冬眠,当着世纪在你身后白化,圣殿重又覆满灰尘,是什么人的光焰在夜空中自焚,令泥塑的诸神与地层下的古俑战栗呢?
    
     流星辉煌永恒。
    
     这是荒原中的一声枪响,在黎明前的夜幕上击弹痕,这是拓荒者孤独之旅中的鼓声让所有的人们醒来与先锋和前卫者一起驻足而听吧!
    
     枪声为荒原而鸣。
    
     “九十年代”之后,“九十年代”又在1993年五四组织了些活动,后面还会述及。
    
    
    人民大学燕山学社
    
    
     与北京大学遥相呼应的人民大学各社团和学生积极分子也进行了出色的活动。由于读书社被迫中止,学生打算另立社团。由吴永坚、郭保胜、周某、苗某、陆某等人发起了燕山学社。他们为筹备学社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一方面,在“读书社”之后,校方加强了社团的管理,控制很严;另一方面,为了确保燕山学社成为独立的、以求真知为宗旨的学生团体,必须吸取以往学生社团的教训。在成立前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征求了许多教师的意见。1993年3月2日正式在民主讨论的基础上,起草了《燕山学社章程》,该章程前言中说:燕山学社是一面旗帜,一面从大学校园出发去开创民族新文化的旗帜。她力求在其内部及外部创造自由平等、相互尊重、热爱真理的学术气氛,以激扬校园文化,为世纪末的文化建设事业做出点滴贡献。
    
     燕山学社崇尚民主与法治,反对专制制和人治,崇尚科学与真理,反对愚昧与谬误。燕山学社的社风是真诚、执着而倔强地追求真理,不为任何权威压制所动摇。
    
     燕山学社以不畏万难的气概萌生、创立,亦将以排除万难的气概发展、壮大。燕山人将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勤奋严谨的作风,热情、坚韧的意志,宽容、自信的气度,走向荆棘与玫瑰并生之未来!
    
     燕山学社举办了许多报告会,讨论会和演讲。燕山学社的“烛光沙龙”吸引了大批学生。学社的负责人定期将拟定的“燕山论题”张贴在校园,激发同学们关注社会问题和理论问题。
    
     1993年11月,由“燕山学社”主办的《燕山评论》第一期出现在人大校园。这份油印刊物共40页,设有四个栏目。在“论海拾英”一栏中发表了“论李大钊的人权思想”,这篇文章讨论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始者对人权问题的观点,文章指出,李大钊这一代中共领袖之后,理论的路子越走越窄,偏狭和固执将人权视作毒草异己,令人不敢论及。批评了人权虚无主义,高扬人权主义。在“社会广角”一栏中,发表了青年美学教师回顾1993年大陆文化现象的文章。另外,“人间闲话 ”、“理想园”二栏目中,就大陆校园中议论较多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燕山评论》这本印刷粗陋的刊物给人们透露了这样一个信息:大陆高校新一代正趋于成熟,他们不盲从,不媚俗,冷静客观。
    
     燕山学社除创办《燕山评论》外,每隔一周举办一次“烛光沙龙”。沙龙在周末晚上学校的大教室中举办,在优雅的烛光和充满文化气息的氛围中,先由燕山学社请来的学者阐述文化方面的某些见解,然后由同学们围拢在一起,互相讨论。每次沙龙都由几十个学生参加,学生们有朗诵诗歌的,有发表演说的,有唱进步歌曲的,这种热烈向上的氛围,这种促进人们交流和沟通的“公共交往空间”,在文化专制主义统治下的校园是绝无仅有的。
    
     1993年4月份,燕山学社邀请北京吉它歌手,自称是“毛主义者”的张广天、黄金刚举办了吉它烛光晚会,参加者近百人。张、黄二人边唱边宣扬他们的政治主张。下面是他们的两首歌词。
    
     张广天的“口号”:
    
    
     “正义的人们不畏风险团结在一道
     让我们一起为了明天呼喊口号
     喊出我们祖祖辈辈共同的愿望
     喊出我们堂堂正正的人的骄傲
    
     第一句口号联合起来全体无产者
     第二句口号祇有这样别无选择
     第三句口号爱你爱我就是去战斗
     第四句口号谁有真理我就跟谁走
    
     第一句口号让第一枪把我先打倒
     第二句口号山花烂漫她在丛中笑
     第三句口号长风怒吼黄河在咆哮
     第四句口号晴天霹雳大喊一声好
    
     第一句口号拿起扫帚快扫掉垃圾
     第二句口号摧枯拉朽不能再迟疑
     第三句口号大闹天宫试看天地覆
     第四句口号从古到今造反有理
    
     看看我们拥有千千万万
     再看看他们孤孤单单
     看看正义就在我们这一边
     再看他们都快要完蛋“
    
     黄金刚的“一个工人的观点”:
    
     “有钱的越有钱
     没钱的越没钱
     钱就那么多一点
     你以为分不完
    
     有钱的更有钱
     没钱的怎么办
     说什么公平竞争
     你不见恶霸横行
    
     离开北京我要回故乡
     在车上遇见一位老人
     他跟我说起这些
     他说他看不惯!
    
     看不惯啊善良的人们
     还是你们看不下去的一天
     可罪恶还要你们往下看
     可恶霸还要你们笑开颜
    
     善良的人们啊你们太善良
     为非作歹的人巴不得这样
     好心的人们啊你们太健忘
     你们祖先怎会这样好商量
    
     离开北京我要回从前
     找那些教过我真理的亲人
     问他们为了什么斗争
     为了什么牺牲
    
     为什么贫富不均
     是因为为富不仁
     为什么好坏不分
     是因为没有斗争“
    
     张广天、黄金刚都曾受过政府的监禁和迫害,他们的“毛主义”是中国社会矛盾激化的产物,它以“左”的内容和形式反抗当局,可谓“打着红旗反红旗”,在北京有相当一批政府反对派持这种类似西方“毛主义”的政治主张。燕山学社邀请他们并不是出于赞赏他们的理论,而是想让在思想专制下深受毒害的青年学生们接受更多的非官方的思想、不同于教材书和政治老师说教的思想,最终能使他们独立思考社会问题。
    
    
    大学生国情问卷调查
    
    
     在1993年3月人大、政协会议前夕,在北京高校学生寒假结束、返校之际,为了解学生对当前国情的看法和将学生关心国是的风吹进“两会”,北京高校进步学生进行了一次同时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进行的“大学生与国情”问卷调查活动。
    
     此后,在人民大学举行的一次秘密学生会议上,各项工作安排妥当、顺利进行。会议决定由人民大学学生郭保胜总负责该次活动,人民大学的发送由吴永坚、于某等人负责,北京大学由刘某负责、北师大由张驰、张守礼等人负责,清华大学由周逸公负责。最后结果统计出来后,由周虎向外界发布了结果并对结果作了评述(问卷及结果见本文附件四)。
    
     这次调查是在大陆高校面貌发生显著变化的背景下进行的。1993年2月以来北京政府取消了北大、复旦大学两校新生入学的一年军训制度,1989年以来的严峻的大陆高校政策渐趋缓解,校园寒冷的政治空气有所转暖,其次,伴随邓小平南巡讲话和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校园陈腐僵化的教学体制、学术氛围有所改变,高校的文化气氛逐渐活跃,学生精神面貌有较大改观。
    
     从问卷调查中我们可以看到,大陆高校的青年学生对显示中国社会发展中的问题的关心程度居高不下。这次调查范围之广,收发之快,回收率之高,已说明上述看法。从调查结果中我们可以看到,青年学生所关注的社会问题,缩小了青年学生同社会显示之间的距离,不再从抽象的理论和价值原则出发分析对待社会问题。青年学生对现实中国的看法与官方所宣扬的“大好形势”完全两样,他们对目前民众的生活状况、农民的负担、经济改革的前景、政治参与的状况等表示出严重的忧虑和不满,对官僚腐败、分配不公、社会风气堕落、伪劣商品充斥等现象更是痛恨。
    
     从调查结果中,还可看出青年学生对社会发展进步和官方政策缺乏耐心和信任,他们的理想主义和道德情感因素在其心理构成中仍占有很大比重。经过近4年的沉寂,新一代的高校学生持续关注中国社会改革的进展,他们理应在推进中国民主化进程中发挥其应有的影响和作用。这次规模较大的调查活动受到北京公安局的关注,几位负责学生受到校方的约谈。
    
    
    三味书屋聚会
    
    
     清华大学学生周逸公因参与八九民运北羁押一年后,又到清华大学进行学生活动。1993年3、4月间,周逸公及人民大学学生郭保胜、北大大学生刘某应原《经济学周报》主编何家栋先生之意,参与组织了一次高校学生与民运老前辈的聚会。地点是北京市民族文化宫对面的三味书屋,时间是4月10日三味书屋开业之日。
    
     4月10日上午,北京高校在校学生10数人来到书屋,陆陆续续赶到三味书屋二层会议厅的有知识界胡绩伟、许良英、何家栋、于浩成、蒋培坤、戴晴、杜钢健、袁红冰等,也与1989年学生运动的领袖人物王丹、马少方等人见面晤谈。北京大学、人民大学、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等高校在校学生都比较兴奋,聚会持续3小时左右后结束。
    
     这次聚会意在使得因六四而未见面达几年之久的各方人士进行会面和沟通,也使89后的在校进步学生借此与他们进行交流。聚会虽没有正式的议题和行动,但作为89年后少有的民运人士大聚会,确实是对北京当局的一次挑战,也因此受北京安全、公安部门的关注。
    
    
    1993年五四的北大
    
    
     1993年5月4日中午,北京大学“九十年代”联合其他20多个社团的负责人将一张特大的大字报贴在三角地海报栏内,覆盖了整个海报栏(长约7米,宽约2 米)。张贴时与校警发生冲突,由于数百名学生的帮助,终于将这写有《精神的魅力》一书前言大字报张贴1个多小时,围观学生和教师如人山人海。《精神的魅力》一书是歌颂北大光荣传统的佳作。其前言也就是大字报写道:“这真是一块圣地。
    
     近百年来,这里成长着中国数代最优秀的学者和斗士,丰博的学识,闪光的才智,耿介不阿的人格操守,以及这一切又与勇锐的反抗精神一起,构成了一种特出的精神的魅力。民主与科学,已成为这圣地的不朽的魂灵。“与此事件同时,组织当夜”五四烛光吉它晚会“的活动也秘密进行。北大”九十年代“负责人刘某为了不让学校发现,将有关此晚会的海报贴在学生宿舍楼里。北大”摇滚文化研究会“负责人许某将杨义等北京地区青年吉它歌手安排妥当。人民大学学生郭保胜负责在人大校内贴了海报,并邀请吉它歌手黄金刚等人到北大参加晚会。
    
     当日晚7时起,在北大图书馆外面的草坪上,各高校学生,校内外吉它歌手前后共约近千人一块高唱歌曲。起初他们高唱崔健、黑豹的摇滚歌曲,后来由杨义唱《小康梦》,歌中唱道:“小康是什么,物价天天涨……小康小康,你究竟给人们带来了什么”。歌曲讽刺了揭露了官方以经济利益蒙骗人民的伎俩,是对唯生产力理论的有力抨击和对自由的思想和文化权利的渴望和要求。黄金刚的《一个工人的观点》《再见》等歌也受到学生们的喝采。之后,学生们高唱《国际歌》数遍,显示了他们的激情和义愤。晚会持续到深夜11点钟结束。在晚会举行期间,校方和警方到草坪上压制学生们的活动,两架录像机录了整个过程,几个预先要进北大的摇滚歌星也因北大当夜封锁而没有进入校园。作为发起者和组织者的两个学生郭保胜和刘峻于8时左右被警方从草坪上带走。郭、刘二人分别被审查一天,两天后放出。
    
    这次志在纪念“五四”,借助吉它和歌声,活跃校园文化气氛、政治形势,表达学生们压抑心情和理想主义的晚会取得了成功,是89年以后第一次学生独立组织的、人数众多的、有主题的大型活动。北京警方万分惊惧,将此事情通知到北京各基层单位,以防更大的学生活动。  
    
    北京师范大学伦理学社及其《声音》
     “这是我们的声音,真诚的声音,虽然方刚刚发出,但即早已存在,存在于所有有热血、有思想、有期待的地方,期待人民幸福、国家富强,这种声音山河将之阻隔,时间不能使之遗忘。
     我们的声音将以其真诚而进入历史。”
     1993年3月,当《声音》的创刊者们用自己的良知写下这些发刊词时,他们已经预料到一份学生自己办的刊物的命运将是什么。两个月后,《声音》第二期在印刷中被查禁,主要创办者,北京师范大学伦理学社的张驰、张守礼等受到市公安局、校党委、团委的多次审查。
    
     北京师范大学伦理学社成立于1982年,1989年以后,它逐渐成为一群积极思考、不满于现状的青年学生的阵地,他们在1989年看到了中国的希望中国的力量之所在。在经历了六四后的震惊、迷惘之后,他们开始一点一滴地积聚力量,等待时机。学生社团正是提供了公开、合法的组织形式,对内可以宣传民主、进行启蒙,寻找志同道合的朋友,对外可以此为桥梁加强同高校、知识界的联系,沟通渠道,建立一个的非组织化的网络,积聚形成组织的势能。1989后独特的社会背景,使得学生社团具有了鲜明的政治色彩。这也是在其后北京高校一系列大规模的协调行动中,政府明确地感觉到颠覆性的原因之所在。
    
     北京师范大学的学生大都来自外地,有相当一部分同学家境贫寒。这些来自社会最底层的青年人对贫苦、对尊严有更深刻的了解,对平等、对公正有更热切的追求。伦理学社以关注最底层为自己的方向,不仅有感情上的因素,也基于中国的发展绝不可能抛开最底层这一简单思考。在1991—1993年间,伦理学社在张驰主持下,组织了《中国农村问题》系列研讨和《当代中国社会问题》讲座,分别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刘福垣和单光鼎主讲。这些立足基本国情的讲座引起了许多同学的深刻思考。
    
     对社会热点问题的剖析也是伦理学社的活动重点。1992年3月,他们举办了关于“毛泽东热的讲座,请来了人民大学被停课的青年学者萧延中。秉着思想多元,信仰自由的宗旨,他们请来了中国佛教协会、《法者》的副主编纯一法师在校园内开坛讲法。北师大的王富仁教授研究鲁迅颇有心得,伦理学社多次请他主讲,名为纪念鲁迅,实为批判中国传统文化。
    
     89以后的校园文化一片萧瑟,不但政府所提倡的主流文化彻底失去市场,而且在80年代形成的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标志的激进文化也开始隐退。大学已不再是社会先进思潮的发源地,相反,在面对形式多样的社会文化的冲击时,校园显得苍白无力。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学生社团所组织的活动不但对活跃校园气氛、振奋学生精神起了重要作用,而且它还为朋友们的相识创造了契机。正是在这些讲座、研讨中,平时萦绕于胸但却不曾宣之于口的思想才得以一吐为快。
    
     校园文化活动的另一重要功能就是为校际间的交流提供了渠道,为高校间的协调行动提供了合法的形式。正是借助学社这一旗号,师大部分同学参与了其他高校组织的多次活动。
    
     在1992年的一二九,由伦理学社发起,师大广播台、经济学社联合组织了一次校情民意测验,共发问卷2000份,内容涉及教育改革的前景、师大的前途、学生伙食、学习环境等诸多同学反映强烈的问题,并将最后的调查结果公之于众,对一些焦点问题达80%的意见集中度使同学看到了集体的意志,学校则大为震惊。
    
     经过一年多的活动,师大伦理学社在校内聚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在校外和人大、北大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此时,办一份社团刊物,记述大家的思想,以更好的形式进行宣传、交流,成了他们的最大心愿。为了保证刊物发出的是他们自己的声音,创办者们决定不管校方有关刊物审查的制度而自行出版,并为此承担责任。这就是出版于1993年上半年的《声音》。
    
     《声音》尽管是以师大伦理学社名义出版的,但事实上它是在中国人民大学读书社的张某、郭保胜等同学的鼎力相助下问世的。人大方面提供了近一半的稿件,并具体承办了印刷事务。办刊也从一个方面密切了校际间的合作。
    
     《声音》出版之时,正是中共市场经济路线出台不久,社会天平迅速从权力倾向金钱,整个社会结构的转型加快,各种社会矛盾日益激化,乃至发生了四川仁寿农民暴动,深圳股民骚乱等严重事件,《声音》接连发表了《经济自由化及其人道主义含义》、《市场经济呼唤新体制》等针对现实的文章,提出了“自由经济、公正社会、民主政治”的口号,明确指出政治体制如果不改革,所谓市场经济祇能导致一个畸形社会。针对当时政府一厢情愿地“申奥”活动,《声音》发表了专栏文章,批驳了某些人企图借2000年奥运以挽回面子的荒谬想法,指出祇有从根本处着手进行改革才能顺乎民心。
    
     作为师大特色,创办者们设立了“国情报告”这一专栏,主旨是通过作者自己的感受,用朴实的文笔将那些“沉默的大多数”的生活描绘出来,记述他们虽屡遭打击仍星星不熄的希望,记述他们虽历经困苦却愈发透澈的尊严。以《声音》为媒介和知识界交流沟通也是创办者们的重要目的。他们把刊物寄给了有关杂志,收到了良好的反应。《读书》编辑部称《声音》为“天地间良知未泯的一群”,并希望能常有沟通。
    
     尽管《声音》祇编发了两期,但其影响较其规模而言仍是相当大的。它真实地记述了一批有良知的青年人在1993年的思考,并以自己的方式表达了他们对国家、对社会的关注。《声音》向社会清晰地表达了他们的理想“是高扬而不是堕落,是建设而不是破坏。”他们用行动表明了他们的信念:“对现实社会的不公正,我们不能总是使用良心拒绝的自由!不能总是在退让中寻求一点点生存空间,在自得中寻求一点点心理慰藉。”
    
     《声音》之被抄直接起因于第二期一文中对五四和六四的评价,文中称六四是五四理想70年后的实现,并为中国未来现代化的发展争取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固然当局不能容忍对六四的翻案,尤其是学生,但是作为一份被查禁的民办刊物,对某些人而言,其内容的刺激性往往让位于“民办”这一形式的刺激性了。但作为创办者,张驰他们所争取的不正是这一“形式”的自由吗?
    
     《声音》是不会结束的。“因为纵使时空可以扭曲而真诚不可泯灭,过去可以涂改而今天不会忘怀。”正如以后的人们不会忘记六四一样,所有凝聚人们真诚信念的事物都不会被忘记。《声音》将和在1989年以后北京高校发生的诸多事件一起,以其真诚而进入历史。而这些青年学生,在89后恶劣的环境中,坚持自己的理想并勇敢地为这种坚持而承担责任,默默工作,他们也正是在以自己的方式书写历史。
    
    
    1993年六四遭难
    
    
     1993年六四左右,北京公安学生处本着“将反革命势力消灭在萌芽状态之中”的原则,有计划有重点地对北京高校进步学生进行大清洗行动。重点是中国人民大学,也涉及了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
    
     6月2日,一批香港学生应原北大学生李民琪之邀到人民大学准备同进步学生晤谈。警方得知后没等他们与人大学生接触就将他们驱出到校外的宾馆居住。涉及此事的李民琪于当夜在西安至北京的列车上被警方扣留,后送到一宾馆软禁一周左右。接待过香港学生的人民大学学生于某被警方在校内保卫处审查一周左右时间。
    
     5月31日,人民大学学生郭保胜与其某广告公司朋友林某印制了三件文化衫,文化衫图案为戴着镣铐的几个脚印,其意为纪念追求自由、反抗专制的烈士和志士们。郭的朋友、人民大学两个学生李某、洪某穿了文化衫两天后被警方传唤,并没收了文化衫。印制人郭保胜、林某于6月2日被警方强行拘捕。二人被拘押在市公安局看守所十余天后,于6与19日释放。郭在释放后仍然回到人民大学读书。
    
     郭的朋友马某、杜某(流浪诗人,曾参与九十年代现代艺术展,北大烛光吉它晚会)和五四晚会吉它歌手杨义也被公安局非法拘禁十几天,受尽折磨。清华大学学生周逸公也被警方于六四前无任何理由拘捕,不知下落(后得知被劳教两年)。北京大学学生刘某、朱某也因“九十年代”一系列的活动,被学校给予记过处分。
    
     警方的这次残酷的打击活动,既是害怕六四期间进步学生们出现“过激”行动所采取的措施,也是对高校近年来几名进步学生蓄意已久的惩罚行动。尽管每年六四北京大学、人民大学等高校被警方封锁得水泄不通,尽管追求民主自由,反抗专制独裁的一代一代热血青年,将毫不畏惧,为他们的理想而奋斗不息!
    1994年六四后第一波学生运动告一段落
    
     1994年后,北京高校的气氛更加恐怖,公安、国安、总参各方特务都深入到北京高校,一些进步老师相继受到处罚甚至逮捕,一些经常来学校的原六四学生被限制自由或被捕,89后的学生运动在1994年受到重创。
    
     李海是89后持续援助高校学生运动的杰出人物,他累次摆脱特务的跟踪,到北大、人大、师大的大学生中,交流关怀、总结经验、并给与各方面支持;第一次释放出狱的著名学生领袖王丹,也曾来到大学生中,秘密进行会谈,给北大、人大的在校进步学生很多的鼓舞。但他们2人与其他人一样,在1994年之后受到更大的限制。1989年之后北大法律系教师袁红冰在高校学生运动中发挥了很大作用,1994年他的几个学生被捕的被捕、逃亡的逃亡(王仲秋、王家其等),他本人也被秘密逮捕。北京高校活跃学生郭保胜由于在北京被严密监控,到深圳与李文明等朋友进行工人维权活动,但不幸在1994年六四被深圳警方逮捕,关押3年后,以“阴谋颠覆政府罪”判刑3年半。另一学生吴永坚后来修炼法轮功,在2000年后被重判7年徒刑。
    
     经过这样的摧残,1989年后的第一波北京高校学生运动基本告一段落。其后虽无大的波澜,但也有独立的个体学生的反抗行为,也有像北大硕士研究生杨子立、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研究生徐伟、中国地质大学毕业的靳海科、北京广播学院毕业的张洪海等原学生的“新青年学会”案件。成立新青年学会时4人都已毕业,但成立地点在北京大学,而且警方在他们还是学生的时候,就非常关注他们。他们在学校期间也做了不少推进民主自由的学生运动工作。在他们还是学生的时候,他们就在一起讨论各种社会问题,多次到农村进行考察,免费培训北京的民工子弟学校教师,并义务教学、捐献教学用品,探讨中国社会的自由进步之路。他们各自离校后不久,专制者就以成立非法组织的藉口,在2001年5月将徐伟、靳海科判处10年徒刑,杨子立、张宏海判处8年徒刑。判刑如此之重,当局试图以此扼杀学生运动是重要原因。
    
     新青年学会案件到现在已经8年多了,这期间鲜闻高校学生运动的情况。今年因为“孙东东事件”大规模的访民到北大示威时,在校门口声势非常浩大,但几乎没有听到北大学生和北京高校学生的声音。相对于1989年意气风发、为国为民流血牺牲的高校学生而言,当今大学生的死寂无疑是一种耻辱、悲哀。
    
     这一片死寂除了官方的残酷打压、渗透、防范外,高校学生理想缺失、物欲横流、极端现实主义的精神状态也是关键原因。如1989年显示的,学生运动是全民民主运动的先声,我期盼海内外关注中国民主进步的各种人士切实关切高校学生运动,通过信仰和文化学术交流等渠道唤醒学生们的良知、公义和道德勇气,通过各种途径让他们了解事实真相,了解在他们的学校中曾经发生地这些美好而壮烈的往事,了解那些为中国自由进步呐喊、呼吁、付出代价的学哥学姐们的感人事迹,成为推进中国进步的“天之骄子”的大学生。这也是本文的写作意图。

钧天 | 真实新闻与评述:北京之春:六四后北京高校学生运动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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