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铭:邓小平帝国的边疆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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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李克强口误意义重大 北京爷们当面怒斥两会代表 传前政协委员要习近平下台

大家好。本节目包括中共政治重大新闻5条,和2条和中共相关的2条重大国际新闻。 王瑞琴公开信吁人大联署促习近平下台 中共两会召开期间,青海省政协前委员王瑞琴,近日在网上向中共两会发出一封公开信,内容指自习近平在位8年间,不但没有改变国家过往政治腐败的情况,反而不…


阮铭

 

从毛泽东到邓小平,中国的边疆政策,都经历过从自信宽容的民族平等到自大残暴的大汉族主义的反覆过程。

一九五四年,毛泽东邀请达赖和班禅到北京。那时达赖十九岁,班禅十七岁。一天晚上,毛泽东来到达赖喇嘛的住处,交谈中,毛泽东问达赖:“我听说你们有一面国旗,是吗?他们不让你带着,是吗?”

当时担任翻译的平措旺杰翻译给达赖时,达赖问平措,毛泽东说的“他们”指谁?平措问毛。

毛答:“就是派去你们那里的张经武、张国华、范明啊。”

达赖:“我们是有一面军旗。”(他避免了“国旗”这个敏感的词。)

毛:“没有问题。你们可以保持你们的国旗。将来,我们可以让新疆有自己的国旗,让内蒙有自己的国旗。在这些国旗之外,再加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这样好吗?”

达赖喇嘛点头称是。

平措旺杰与毛邓边疆政策

平措旺杰是个传奇人物。他的一生,就是毛泽东和邓小平两个帝国边疆政策反覆过程的一面镜子。

平措一九二二年生于四川西部的巴塘,属于藏族聚居的三个地区之一的“康”区(国民党时期的“西康省”)。在重庆上学时,他写了一篇作文描述贫富差别,得到老师赏识,介绍他阅读马克思主义书籍。一九三九年平措在重庆的藏人里组织了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组织“西藏共产主义革命小组”。那时他十七岁。

一九四○年代末,平措回巴塘建立中共康藏边区工委和藏东青年团,准备配合解放军在康区组织起义,推翻国民党省长刘文辉的统治。结果刘文辉自己先投降了共产党。

一九五○年,平措接到朱德打来的电报,要他到重庆向邓小平、刘伯承报到,准备“解放西藏”。平措是共产党内流利掌握汉、藏两种语言的最高级干部,邓小平给他的任务是:随第十八军进军西藏,一是搞好藏族上层人士的关系,二是让解放军了解西藏风俗文化。

平措也向邓小平提出:藏区粮食有限,部队必须带粮进藏。邓小平交给他负责,组织十万多头牛的庞大运输队,为昌都战役运输粮草。

十八军攻下昌都后,平措建议善待被俘的藏军官员,特别是总司令阿沛·阿旺晋美。平措说:“争取上层,不把他们当俘虏,当作准备与之谈判的人。”平措与阿沛长谈,谈共产党的民族政策,民族平等与宗教自由,帮助阿沛写信给拉萨政府促进谈判。

一九五一年四月,谈判在北京举行。阿沛·阿旺晋美是西藏政府首席代表,中央政府首席谈判代表是李维汉,平措旺杰任双方的翻译。谈判到最后,在成立军政委员会问题上发生争执。李维汉虽事先向阿沛打了招呼,但阿沛没有同西藏代表们商量好。谈判时,李维汉一提出就遭到西藏代表反对,认为军政委员会是以解放军取代西藏政府,将使自治条件化为乌有。李维汉一生气就说:“你们反对,就卷铺盖回家!”

平措一听不妙,故意翻译成要他们“回旅馆”,然后去对他们解释,军政委员会是临时机构,头头又是达赖,不影响西藏自治。终于双方回到谈判桌,达成《十七条协议》。在十七条签署后的庆祝酒会上,李维汉高兴地举杯祝酒:“为平措同志对十七条作出的重要贡献干杯!”

一九五一年九月九日,解放军进入拉萨。平措旺杰身穿解放军军装,走在队伍前列。那时驻军的最高官员是张国华将军,按照礼仪要正式拜会达赖喇嘛。李维汉曾告诉平措旺杰,毛泽东关照张国华,第一次面见时,要行三次磕长头礼。张国华不乐意,对毛说:“行个军礼不就行了吗?”毛批评他:“张国华,你能为革命流血流汗,对达赖喇嘛磕三个头又有什么关系嘛!”

临到见达赖前,张国华对平措说:“你是藏族干部,你来做代表磕头好吗?”平措说:“这对我一点没有问题,因为这是我们藏族文化的一部份。”平措就代表张国华,身穿藏人服装,戴着皮帽对达赖行了三次正式的磕长头大礼。

后来达赖问平措:“你为什么不穿毛式服装?”平措说:“不要以为革命只是衣着的革命,革命是思想的革命。”

一九五四年达赖在北京会见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毅、习仲勋等,都是平措当翻译,两人相处久了,成了好朋友。就在他俩与毛三人交谈的那个晚上,达赖对平措说:“毛主席是个了不起的人,他和别人不一样。”

毛泽东是骗人吗?不是,那时党内也有传达,毛对达赖讲“西藏可以挂两面旗,一面五星红旗,一面雪山狮子旗”。那是一个初掌政权、有自信心的毛。不但对西藏,对新疆也一样主张民族平等。

王震邓力群搞大汉族主义

那时王震和邓力群在新疆搞“大汉族主义”,欺侮少数民族,打压维吾尔族干部,制造冤假错案抓人、杀人。毛泽东得到讯息,立即撤了王震新疆军区司令的职,让他解甲归田当了农垦部长,派习仲勋到新疆纠正王震的“大汉族主义”错误。毛泽东还要习仲勋开除邓力群的党籍。毛认为王震是大老粗,在新疆乱搞是邓力群出主意挑唆的。

习仲勋在新疆纠正了王震、邓力群的错误,新疆的局势稳定了下来。但习仲勋没有开除邓力群,替他在毛泽东面前说了好话,把他调回北京。三十年后,邓力群又挑唆王震反胡耀邦。习仲勋说:“悔不当初开除了他,留下邓力群这个祸害!”

一九五五年达赖回到西藏后,向张国华建议,请求中央派平措旺杰来西藏当党委书记。张国华曾向达赖表示中央原则上已同意,但后来没有下文。

原来形势已起了变化。一九五六年开始,全国合作化运动在四川康巴地区、青海安多地区引发藏人反抗。国际上发生波兰、匈牙利事件,苏军坦克开进布达佩斯。一九五七年毛泽东收起双百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发动反右派斗争。毛泽东的边疆政策开始收紧,平措旺杰也开始遭难了。

全国人大少数民族代表一九五七年开过一个青岛会议,会上有代表提出把四川的德格划给昌都,平措表示“不可能”。后来传开是平措提的。平措还专门向周恩来解释过,他当时是反对的。周恩来说,“是记录记错了,别当回事”。但还是整到他头上。

另一条罪状是张国华揭发,“你进军西藏时随身带了很多书。其中有一本是列宁论民族自决,你可得好好想想。”

平措旺杰遭难

这是事实。这本书是启蒙他的共产党员推荐他读的,是对他走上共产主义道路影响很深的一本书,使他认识到共产主义是主张民族平等,反对民族压迫的。为什么会成为一种罪状呢?平措被留在北京,不准回西藏。在拉萨,展开了对平措的“地方民族主义”的批判。

一九六○年八月,平措被隔离(二十多年后平措得知,他被隔离时,曾有报告给毛泽东,毛批示要查清问题,同时“尽一切努力把他争取过来”),接着被送进秦城监狱。

一九六○──一九七八,平措坐了十八年牢,从三十八岁坐到五十六岁。

一九七八年释放后,被送到四川自贡安置,监视居住,不准自由外出,尤其禁止去北京。

平措反抗,一九七九年二月擅自到北京,向中央申诉。

邓小平要解决西藏问题

这时全国形势又起了变化。中国共产党刚刚开过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完成同美国建交后去了一趟美国回来,想解决西藏问题了。

一九七九年三月十二日,邓小平会见达赖喇嘛的哥哥嘉乐顿珠。那时的邓小平,同一九五四年会见青年达赖时的毛泽东一样,信心十足,宽容豁达。会见中有这样一段对话:

嘉乐顿珠:我是以私人身份到北京的,达赖喇嘛没有委托我来谈判。

邓小平:你就谈吧,西藏独立问题,不要说我,就是未来其他中国领导人,都没有办法决定给西藏独立。除了独立以外,什么都可以谈,今天就可以谈。

嘉乐顿珠:二十年来流亡的大部份西藏人与家人失去联络,希望开放印度、西藏边境,让海外藏民可以回去探亲。

邓小平:一点问题都没有。非常欢迎藏族人民回来探亲,来去自由。西藏自治区的藏族同胞,也可以自由地到印度去,或者旅游,或者去朝圣,一点不阻挡,我今天就下命令。

嘉乐顿珠:这些年班禅受了很多委屈,希望能恢复班禅的自由。

邓小平:我马上派人去处理,恢复班禅的职位,我们委任他做政协副主席。

嘉乐顿珠:达赖喇嘛利用印度政府的支持,办了很多学校,教育了学生,也培养了很多教员。听说西藏很多学校缺少藏语教师,是否可以让那里的教师到西藏自治区做教育工作?

邓小平:这好啊。可以来多少人?

嘉乐顿珠:初次先派三、四人,以后每年增加。

邓小平:不行,你要派一千人来,因为我们非常需要教语言的教师。西藏自治区需要,北京的民族学院都需要藏文先生。你们的教员藏、英文都懂,可以来教。他们来了也可以看看我们的大字报,你们的青年人来,也可以贴大字报,发表他们的意见和看法。(邓小平后来却说:粉碎四人帮后做的第一件事,是取消宪法中的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

邓小平继续说:过去受迫害的不只藏区一个区域,很多人受迫害,包括我。(问在座的乌兰夫)你关了多少年?

乌兰夫:坐了九年牢。

邓小平:我们大家往前看嘛。你(指嘉乐顿珠)转告达赖喇嘛,希望他早日回来。回来后,过去的位子不会变动。

一九七九年秋,邓小平邀请达赖派代表团访问西藏,统战部长杨静仁请平措旺杰出席宴请达赖代表团的宴会,当时统战部担心西藏翻身农奴会出于对达赖的仇恨羞辱代表团,布置基层说服藏人不要对达赖代表掷石头、吐口水。

平措旺杰认为政府对藏人判断错误,结果是代表所到之处,藏人狂热欢迎,有人哭喊“达赖喇嘛万岁!”

消息传到北京,震动了中央,也让胡耀邦决心去西藏实地考察。胡耀邦为他的西藏之行作了充分准备。

胡耀邦主持西藏工作

一九八○年三月十四、十五日,胡耀邦主持中央书记处在北京召开的西藏工作座谈会,听取西藏自治区的情况报,对西藏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两天讨论,形成第一个《西藏工作座谈会纪要》。胡耀邦在会上说:

“加快西藏建设,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落实政策,深入批判极左路线,坚决肃清其流毒。经济政策方面,要纠正各种‘左’的错误。要积极培养藏族干部,大胆提拔,放手使用,热情帮助,具体指导,逐步做到全区县级以上党政群机关以藏族干部为主体。在宗教政策方面,对在西藏人民群众中有深远影响的喇嘛教,必须慎重对待。要尊重信教群众,妥善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和科学文化教育。对于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和历史遗留问题,如平叛扩大化、错划富农成份等,要加紧处理。”

胡耀邦知道,中央批转一个座谈会纪要解决不了问题,这不过是为他去西藏实地考察“暖身”的准备。

一九八○年五月二十一日,胡耀邦和万里、阿沛·阿旺晋美、杨静仁一行出发前往西藏。在飞机上,胡耀邦对随行人员和新华社记者说:

“我们不是去参观,是去工作,是要实地看一看,同那里的同志研究发展西藏经济,使西藏人民生活尽快改善的大计。这是我们此行的主题。

“西藏人民是勤劳的、勇敢的、智慧的人民,但是他们现在还很穷,生活很困难。我们党中央的政策,就是要治一个‘穷’字,建设一个富裕的、文明的、团结的新西藏。

“中央为发展西藏经济,准备采取一些非常措施。概括起来是六个字:免征,放开,走人。

“免征,就是全部免去全自治区的农牧税,至少两年,还不准随便无偿使用劳动力。

“放开,就是所有经济活动领域都要放宽政策,怎样对生产有利就怎样做,不要乱加限制。自留地、自留畜,群众自己能搞多少就让他们搞多少。房前屋后人家爱种什么就种什么。群众手里的东西允许人家自由交换。

“走人,就是要逐步把历年进藏的汉族干部大部份调回内地安排工作和生活,只留少数工作上确实很必要的,要求他们全心全意为西藏人民服务。”

胡耀邦在拉萨,到工厂、学校、藏民家中实地考察,与各方人士接触交谈,听取对西藏发展的各种意见。五月二十九日,在西藏自治区党政干部大会讲话,提出了著名的“西藏六条”。胡耀邦说:“当前西藏工作的总目标,是使西藏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比较快地提高起来,建设一个团结、富裕、文明的新西藏。为此要做好六件大事:

胡耀邦提出“西藏六条”

(一)在中央统一领导下,充分行使民族区域自治的自治权。

西藏自治区是一个相当特殊的大自治区。在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没有民族区域自治,就没有全国人民的大团结。所谓自治,就是自主权。要在统一领导下,实行充分的、独立的自主权。

要根据自己的特点制定法规和条例,保护民族的自治权和民族的特殊利益。

(二)坚决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大大减轻群众的负担。

要确定在几年之内免除西藏人民的征购任务。征,肯定要免去;购,也不分配任务,取消一切形式的摊派任务。对农牧民的产品可以实行议购、换购,互相调剂,免除分配任务。这个政策可以促进农牧业发展。

(三)在所有经济领域,实行特殊的、适合西藏的灵活政策。

西藏没有什么纯农业区,一个是农牧区,一个是林牧区,一个是纯牧区。单单搞农业没有出路。要多种经营,农牧结合,林牧结合,搞手工业,政策要放宽。充分调动农牧民积极性,农民愿种什么就种什么,不要干涉。一户养几十只羊、几条牛,发展副业,困难的,国家可贷款。不要怕富,人民富了,国家才能富。政策要放宽,放宽,再放宽。

(四)把国家支援的经费,用到发展农牧业和藏族人民迫切需要上来。

国家给西藏的经费,比给其他省、区都要多。过去由于经验不足,钱用得不得当,浪费很大。对国家支援的经费、物资、设备,要用得恰当,主要用在‘一个发展,两个提高’上,在发展西藏经济的基础上,提高西藏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每年一定要为西藏人民办几件好事。

(五)大力恢复和发展西藏的文化、教育、科学事业。

西藏有世界闻名的藏族古文化,有很好的佛教经学,优美的音乐、舞蹈,还有藏医、藏戏等,值得研究和发展。现在西藏的教育事业发展不好,要考虑西藏的特点,办大学、中学和小学教育。要尊重藏族人民的风俗习惯,尊重藏族人民的历史文化。

(六)正确执行党的民族干部政策,加强藏、汉干部亲密团结。

两、三年内,要使国家脱产干部中的藏族干部占三分之二以上。医生、教师、科研人员不受此限制,越多越好。在西藏工作的汉族干部完成了历史任务,走是光荣的。回去时,组织上绝对负责安排。”

胡耀邦说:“提出这六件大事,目的为了在两、三年内扭转西藏贫困局面,五年到六年超过历史最好生活水平,十年使西藏有比较大的发展,人民生活大幅度提高。期待在大有希望的八十年代,藏汉人民进一步加强团结,情同骨肉,永不分离。”

胡耀邦从西藏回来,六月的一天,邀请平措旺杰谈话。胡耀邦的第一句话是:“你还活着,是一个大胜利”。这次谈话的目的,胡耀邦提议派平措旺杰去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

这正是二十五年前(一九五五),年轻的达赖喇嘛向党中央提出的建议。假如当时实现了,达赖会逃亡吗?西藏的历史会不同吗?二十五年过去了。那时三十三岁的平措旺杰,已经五十八岁。平措在他的自传里说,他听了胡耀邦的建议,“凭着强烈的直觉,谢绝了这个建议。”他对胡耀邦说:“系狱多年,如今不熟悉西藏情况,此时不是一个合适的西藏领导人选”。

平措的“直觉”,其出自他的经历和对西藏现状的观察。西藏已经有了一个庞大而严密的权力结构,而且直通中央的人脉。这个结构里汉藏两族的干部,未必愿意平措旺杰这样的人物去改变现状。

王震、邓力群向胡耀邦发难

一九八○年七月十日至十四日,胡耀邦主持书记处会议讨论新疆问题,提出对新疆工作的六条。胡耀邦认为,新疆不像西藏那么复杂,没有流亡宗教领袖和流亡政府,那时也还没有外国支持的疆独运动。新疆的经济、文化、交通等条件也比西藏好,问题的解决似乎不难。

胡耀邦未料到的是,以王震、邓力群为代表的大汉族主义旧势力在中央发难,不但攻击中央对西藏、新疆的新政策,还想翻他们一九五○年代初在新疆搞大汉族主义的案。邓力群说:“胡耀邦闯了一个乱子,其倾向是压汉族干部,抬民族干部。对帝国主义要分裂中国这样的大问题,他没有警惕,对民族地区民族分裂主义的危险,他没有认识。对一百多年的历史,英国、印度想把西藏搞过去,英国、美国、俄国要把新疆搞走,他完全忽视。在民族地区,反对民族分裂是头等、特等的大事,一切内政都与此有关。”

在王震、邓力群们的策动下,西藏和新疆的干部思想陷于混乱。在新疆因有王震旧部在那里遥相呼应,闹得更凶。一九八一年秋胡耀邦要我多下去做调查研究,我从北疆到南疆走了两个月,可以说走遍了整个新疆。那时执行《新疆六条》旳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汪锋,已因王震在邓小平面前“告状”被调出新疆。邓小平派了军队干部谷景生去,实际上执行王震当年在新疆的大汉族主义路线。我们(我和中央党校的两位同事)到新疆时,那里的汉族干部已经公开攻击胡耀邦,而民族干部却支持《新疆六条》,担心“实行不了”。

经济开发离不开民族自治

我们调查研究的主题,是新疆的经济开发。但很快发现,新疆的经济开发离不开民族自治与门户开放。新疆有良好的自然环境和丰富的自然资源,当地民族的思想文化相当开放。为什么新疆还那么穷呢?尤其是南疆,我们到居民家里拜访,真是“家徒四壁”。

根本原因,一个是长期封闭,连汉唐以来就已打通的国际贸易要道也关闭了;一个是新疆当地民族受到压抑,得不到自由发展。所以当《新疆六条》传到新疆时,新疆人民和民族干部无不热烈拥护。汉族干部的反应并不一致。一部份政治文化素质较高、思想比较开放的汉族干部,赞同新疆实行充分民族自治,对自己调回内地也易于接受。另一部份在新疆已获得超过自己能力、水平的特权与利益的汉族干部,则不那么想得通。但如果没有上面的后台策动,他们也只能被动接受中央政策。

王震、邓力群与胡耀邦在边疆政策上的重大分歧,当时在北京还不为人知,在新疆就非常公开化。我们一到喀什,一位维吾尔族干部找到我们住所,非常激动地说: “胡耀邦的六条我们拥护,现在为什么停止执行?汉族干部说撤又不撤了。听说反倒要把买买提(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维族领导人)调出新疆,这是怎么回事?”他还说,“王震有一回来新疆讲,他死后要葬到新疆的天山上。我们可不允许这个杀新疆人的异教徒骨头弄脏天山的净土。他要葬,我们就刨掉他!”

另一位维族干部要我们向胡耀邦反映,派习仲勋来新疆。他说:“王震、邓力群老早就镇压新疆民族干部,是习仲勋来纠正的。习仲勋了解新疆人,他来才能把新疆搞好。”就我们所接触到的最激进的新疆民族干部,在当时也不反对汉人和汉族干部,也不主张从中国独立出走。他们只是要求实现真正的自治,成为他们生存的这块土地上的主人。他们反对的,是欺压他们的王震、邓力群那样的大汉族主义分子。他们欢迎帮助他们的,像胡耀邦、习仲勋这样的汉族朋友。我们遇到的维吾尔、哈萨克、乌兹别克、塔吉克等各族干部和民众,都对我们诚恳坦率,毫不戒备。有的不会讲汉语的(在南疆),我们带着翻译,一样交谈得很融洽。我们发现凡是懂得新疆民族语言的汉族干部,为我们当翻译的,大都与新疆民族干部、民众相处较好,也较少大汉族主义偏见。但他们比民族干部较多顾虑,不大敢反映意见,怕被领导知道于自己不利。

我们在喀什接触到一位长期在南疆工作的汉族老干部,肆无忌惮地对我们大骂胡耀邦,连带骂到当年的毛泽东。他说:“当年毛泽东把王震、邓力群调回内地犯了大错误,助长新疆的地方民族主义。这回胡耀邦又来了个六条,弄到西藏和新疆不可收拾,我们都快被赶走了。胡耀邦懂个屁,什么充分自治?你把权给了他们,他们就要搞他们的东土耳其斯坦。胡耀邦还要把汉族干部都撤回内地,那不就把新疆给了苏联、土耳其?这是卖国贼才做得出的事!”

西藏的状况稍有不同。自治区党委书记阴法唐一开始就抵制《西藏六条》。最初是阳奉阴违,暗中支持坚持“左”倾路线的干部阻挠《六条》的执行。后来看到新疆已经停止执行《新疆六条》,开始反右;于是化暗为明,在西藏也搞起了反自由化和清除精神污染。阴法唐给中央写了两次报告,强调西藏“思想战和宗教工作有涣散软弱、放任自流倾向”,“宗教势力抬头,有的党员参加念经、求神、朝佛、转经,宗教政策上必须反右。”

胡耀邦在西藏问题上不退却

胡耀邦在西藏问题上没有退却。一九八四年二月,中央书记处在中南海召开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胡耀邦指出:西藏近四年来农牧业生产徘徊不前,经济文化发展缓慢,人民生活改善不快。从领导工作看,主要问题是对西藏的特殊性认识不够深刻,思想不够解放,对搞活经济的措施不够切实有力,“左”的思想还很严重。这次会议,就是中央书记处同志和你们(西藏领导干部)一起,对西藏工作的方针、政策,来一次再认识。”这实际上是针对阴法唐四年来抵制《西藏六条》而发。

接着,胡耀邦指出西藏的“特殊性”是什么?一、处于世界屋脊,地理环境隔绝,二、长期封建农奴制,三、单一藏族聚居的自我团聚力,四、政教合一的喇嘛教,五、世界舆论高度关注。

胡耀邦认为西藏领导干部对这五点特殊性没有深刻认识,在工作上存在四个害怕:怕不是在搞社会主义,怕党的领导会削弱,怕宗教影响越来越大,怕会出现大叛乱。

胡耀邦说,丢掉四个害怕,做好三方面的工作,西藏工作就能大进一步。

第一, 把西藏经济因地制宜搞上去。

第二, 做好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和宗教工作。

第三, 保持发扬西藏固有文化。

胡耀邦还提出许多具体建议:

(一) 能源建设。应发挥西藏自然资源优势,开发水电、地热、太阳能、风能。请沿海和内地各省支援包建,农牧业才能有所兴革,摆脱落后状态,不再烧林木、草、牛粪,保持生态平衡。

(二) 交通建设。同内地的交通,要靠空运,搞大飞机,把机场建设好。区内交通,多修一点骨干公路,发展运输专业户,让老百姓自己买汽车用汽车。

(三) 让广大农牧民富起来,西藏两百万人口,其中一百六十多万是农牧民。西藏经济建设的着眼点就是使农牧民富起来。农林牧结合,以牧为主,多种经营,发展商品生产,让农牧民自己放手生产和经营。

(四)对喇嘛教。西藏人普遍信教,地广人稀,居住分散,为方便信教群众,可以恢复一部份寺庙、经堂。宗教中妨碍生产和人民生活的东西,是精神枷锁,应逐步加以适当改革,引进比较先进的科学技术帮助发展生产,改善生活。先改革灭害虫即“杀生”、倾家荡产布施、头破血流朝拜这三个问题,依靠藏族干部带头、党政干部带头,改革陈规陋习。

(五) 做好上层爱国人士的统战工作。真正交朋友,多接触多谈心,使他们了解全国形势、全区形势,重要问题征求他们的意见。

(六)培养藏族自己的专家干部。西藏的繁荣发展,要靠西藏人民自己的努力奋斗,要培养出一批自己的语言学家、历史学家、教育家、法学家、医学家、文学家、艺术家,一大批西藏自己的农业、牧业、电力、交通、航空、地质等方面的技术人员和经营管理干部。这种人才如果能在八十年代培养出两万人,就占到人口的百分之一,西藏的面貌就会很不相同。这是个带有战略性质的重大问题,应该细致安排,认真抓好。一要努力提高现有三万民族干部的思想政治水平和科学文化水平,二是要努力办好西藏的小学、中学和大学,把西藏的教育文化事业搞上去,是西藏人民彻底翻身的基本措施之一。

会议开了八天(二月二十七日至三月六日),胡耀邦七次讲话。但阴法唐回到西藏仍拒不执行,因在中央有后台(王震、邓力群)支持他。一九八四年八月,党中央和国务院派胡启立(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田纪云(国务院常务副总理)到西藏督促阴法唐执行中央政策,仍无效。终于在一九八五年六月派去新的自治区党委书记伍精华,撤了阴法唐的职。

平措旺杰提出的真知灼见

但那时西藏的形势,正如平措所担忧的,那个直通中央人脉的庞大而严密的权力结构,经过阴法唐这几年的经营,更加有恃无恐。他们连胡耀邦、赵紫阳、胡启立、田纪云都不买账,何况一个彝族小兄弟伍精华?

伍精华为了深入藏民做工作,有时穿藏袍参与一些群众宗教活动,被大汉族主义者讥为“喇嘛书记”。平措旺杰虽未接受胡耀邦建议去西藏工作,也遭大汉族主义者散布流言攻击。

他们说:“现在世界上有三个最坏的主张藏独的藏人。一个在国外,达赖喇嘛。一个在国内,班禅喇嘛。一个在党内,平措旺杰。”

平措旺杰虽未听胡耀邦的话去西藏,但他给胡耀邦提过不少建议,如:

──一九五八年在西藏等地展开批判地方民族主义的做法是错的,从此就没有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平等。

──少数民族干部必须真正有权,不能只给一个好听的头衔,却没有实权。

──少数民族地区人少地多,汉族地区人多地少,移民是必然的,但应有计划、有步骤进行,不能危及少数民族经济和文化上的生存利益。

──拉萨永远不应变。拉萨藏语里是“圣城”的意思,就像麦加对穆斯林一样。如果布达拉宫被大群高楼簇拥,周围全是讲汉语的汉人,中国政府就犯了一个历史性的错误。

──中央应重新评估导致达赖出走的一九五九年西藏暴乱。不能动用军队镇压少数民族地区,不能用军队来做警察应该做的工作。

平措旺杰的故事,已经由美国藏学家Melvyn.C.Goldstein根据本人口授,写成自传体的《一个西藏革命家》。二○○二年完稿后,执笔者 Goldstein请平措自己写一个“后记”。平措在“后记”中表达了自己的主张:“国家应该统一,少数民族不应该分裂出去,但应该得到高度自治。”

平措还说:“达赖喇嘛是解决西藏问题的钥匙。没有理由怀疑达赖喇嘛的动机,没有理由歪曲达赖喇嘛的真诚无私,没有理由攻击达赖喇嘛的人格。康区、卫藏、安多三区的藏人,都从心底想念他们的精神领袖达赖喇嘛。他们相信他,依靠他,祈求他的祝福。”

假如那时平措旺杰接受了胡耀邦的建议去西藏当自治区党委书记,西藏的命运会不同吗?西藏会实现他的主张“在国家统一下的高度自治”吗?

恐怕会比阴法唐、伍精华在那里的状况好,但不会长久。从全国形势看,最多到一九八七年胡耀邦下台,平措旺杰不可能再在西藏耽下去。平措遵循胡耀邦的《西藏六条》所做的一切,也会被新来者胡锦涛于一旦。

这是从毛泽东帝国到邓小平帝国的统治逻辑所决定的,不是平措旺杰和胡耀邦这些理想家的努力和牺牲能够改变的。

一个帝国兴起的时候,需要胡耀邦、平措旺杰这样有理想主义和创新精神的先锋去扫除障碍,开辟历史前进的道路。但到了旧帝国残留的障碍已经扫除,新帝国生长出自己的障碍时,这样具有理想主义和创新精神的先锋就成了新的权力者巩固个人统治的禁忌,非除掉不可了。

达赖真诚认同胡耀邦的主张

一九八九年胡耀邦去世,天安门“六四”屠杀之后,我在纽约见到达赖喇嘛,那是我第二次见到他了。

第一次是一九五四年,在原燕京大学临湖轩前的草坪上。我那时在清华大学教哲学,在燕大我学的是工科,但清华校长蒋南翔成立了哲学教研室,他自己当主任,找我当讲师,让我在建筑系开了一门哲学课,我就到北京大学听苏联哲学家萨道维奇为北大哲学系开的哲学课,作为自己教学的参考。那时燕京大学已被撤消,北京大学搬来了燕园。那天我听完课,走到临湖轩前草坪时,刚好遇到达赖和班禅从原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居住的临湖轩中出来,碰了一个照面。我的印象只是两个天真可爱的少年,丝毫没有“活佛”的神秘感。他们是来这美丽的燕园参观游览的。

三十五年后在纽约再见达赖喇嘛时,他已经五十四岁,容颜虽改,言谈性格仍不失少年时的天真可爱,还是丝毫没有“活佛”的神秘感。他对胡耀邦表示出真诚的认同,他也了解一九八○年的《西藏六条》。他说他就是受到《六条》影响决定放弃独立主张,改为争取充分自治的,那第一条不就是“充分自治”吗?他在斯特拉斯堡的演说,就是争取与中共谈判实现自治,避免暴力与分裂。然而由于一九八九年三月西藏的戒严和镇压,接着胡耀邦的去世和天安门的屠杀,达赖对谈判虽有期待而不乐观。

假如十年前西藏和新疆在充分自治的基础上向世界开放,发展民族经济文化,经过这十年建设,局面早已改观,暴力与分裂完全可以避免。然而这十年中共对西藏和新疆的统治,与两个《六条》背道而驰。新疆在先,西藏在后,执行的是王震、邓力群一九五○年代初被毛泽东批判的大汉族主义路线,从而在新疆和西藏激起了比十年前更强烈的反抗意识,由于不相信中共的“自治”诺言而日益走上同中国分离之路。

中共展开了对达赖的全面进攻

现在又过去了二十年,邓小平帝国已经进入第三十个年头。今年三月,是西藏平叛五十周年,也是达赖喇嘛流亡五十周年。中国的边疆政策,已经采取同达赖喇嘛全面对抗的进攻战略:

第一, 现任西藏党委书记张庆黎,宣称“达赖是一只披着袈裟的豺狼,人面兽心的恶魔。我们同达赖集团进行着一场血与火的尖锐斗争,进行着一场你死我活的敌我斗争。”

这个张庆黎,来西藏前是新疆建设兵团司令员。他曾吹嘘自己是“全世界唯一一个不是军人出身的司令员”。他出身于山东省地方干部,到新疆后开始发挥他的特殊才干。他当兵团司令员时有一段名言:“我们兵团的使命是四个字:‘屯垦戍边’,戍边就是稳定新疆,巩固边防,对民族分裂势力、极端宗教势力、恐怖势力和西方敌对势力,要狠狠地打!一露头就打!”

胡锦涛选这样的人到西藏,其用意十分清楚。张庆黎到任前先放话,“对那些藏人,该抓的要抓,该杀的要杀!”完全是王震当新疆军区司令员时对少数民族的口气。来西藏后他又讲,“西藏人民对共产党非常热爱,把共产党看成佛祖一样。”藏民极为反感。

第二, 法定三月十日为“西藏百万农奴解放日”,举行“纪念百万农奴解放五十周年”座谈会。

座谈会上出现了一位十九岁的十一世班禅喇嘛确吉杰布,在讲话中不点名地攻击达赖喇嘛,他说:“西藏的稳定,面临一个无耻的人(指达赖)的攻击。我想真诚地感谢共产党给了我一双明亮的眼睛,让我能够明辨是非。我可以清楚地识别谁是真正热爱和保护西藏人民,谁是出乎个人动机破坏西藏的平静和稳定。”

有趣的是,这个在十世班禅喇嘛去世后由共产党精心挑选和教育出来的年轻喇嘛,如此诚实地坦言他的“一双明亮的眼睛”是“共产党给”的,他是在用“共产党给的眼睛”去“明辨是非”。所以他对达赖的攻击,也只是代表共产党的“是非”罢了。

第三, 外交部长杨洁篪在人大、政协记者会上宣称,禁止达赖到访应成为国际准则。

德国记者提问:“是否欧洲国家领导人只要接见达赖,即使只是随便交谈或喝杯茶,都会威胁到中欧间的合作”?

杨洁篪答:“达赖是一个政治流亡者,中国同他之间的矛盾不是宗教问题,人权问题、民族问题、文化问题,而是要不要保持中国的统一,要不要允许把西藏从中国版图分裂出去的问题。世界上任何国家处理对华关系中,不允许达赖窜访,不允许达赖利用他们这些国家的国土从事分裂活动,这是国际关系准则的应有之义”。

第四,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西藏民主改革五十年》白皮书,宣扬西藏建设成就,把西藏内部的紧张冲突完全归之于西方煽动、破坏。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西藏问题专家本奈特(Robert Barnnett)指出:“中国在西藏实施的经济建设,主要在观光客最常去的城镇中,目的只是为吸引观光客,这是中国对西藏经济政策的基本结构矛盾”。

关于白皮书中对“西方煽动西藏内部紧张”的指控,本奈特说:“任何西方政府都不会蓄意煽动与中国之间的紧张关系。他们需要中国一同对抗经济危机”。

对新疆的统治比西藏更残暴

邓小平帝国对新疆的统治,比西藏更残暴。

第一,王震的“大汉族主义”阴魂在新疆始终不散。一九五○年代毛泽东派习仲勋到新疆纠正王震、邓力群的暴政,为时太短。王震虽然走了,他在新疆的“大汉族主义” 势力在王恩茂任区党委书记时早已死灰复燃。一九八○年代初汪锋在新疆刚开始执行胡耀邦的《新疆六条》,就因王震向邓小平告状被调出新疆,恢复王恩茂、谷景生的高压统治。

第二, 二十一世纪初全球进入反恐怖主义战争年代时,江泽民和胡锦涛成功地把新疆维吾尔族的组织打成“恐怖主义”;并联合新疆周边的俄罗斯和中亚国家建立“上海合作组织”,以“反恐”之名暴力镇压新疆维吾尔族的民族自决运动。

第三,新疆没有达赖喇嘛。达赖喇嘛对西藏产生双重作用:一是对内,遵循理性、和平的“中间路线”,凝聚西藏的团结力量,使民族自治运动能够长期坚持;二是对外,达赖的国际威望,使西藏人权状况获得全球关注,一定程度上迫使中国在行使暴力方面不得不有所节制。新疆就缺少这两方面的制约,致使新疆内部的抗争力量分散,方式激烈;外部缺乏国际对新疆人权状况的关注,让中国政府肆无忌惮,为所欲为。

暴力消灭不了人民的反抗

然而历史表明,邓小平帝国的暴力政策并不能消灭人民的反抗,达不到“长治久安”的目的。只有回到一九五○年代初和一九八○年代初民族平等和宗教自由的边疆政策,才能有真正的边疆稳定和民族团结。但这又是做不到的,那种自信、开明的边疆政策只能昙花一现。为什么?

因为边疆政策不可能离开一个国家对内、对外的全盘战略。一九五○年代初是一个新国家诞生与兴起的年代。一九八○年代初是这个国家从动乱衰败中重新奋起的年代。那两个年代,不但边疆政策,对内,对外的全盘战略,都是自信的,开放的,无所畏惧的。邓小平不是曾经要达赖的哥哥嘉乐顿珠让流亡印度的藏族青年“回来看大字报,贴大字报,发表他们的意见和看法”吗?邓小平不是还说过“天塌下来也不怕,有胡耀邦、赵紫阳顶着”吗?

那是对全国人民开放的年代,对世界人民开放的年代。但曾几何时,邓小平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修改宪法把“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从宪法中去掉。他害怕了,害怕自由,害怕民主,害怕人权,害怕大字报。他当然也害怕民族区域自治,害怕给西藏人、新疆人自由、自主权。一旦给了西藏人、新疆人自由、自主权,全国人民跟着要起来,不就是全国“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平演变”了吗?

所以从胡耀邦的《六条》,退回王震、邓力群的“大汉族主义”边疆政策,是邓小平帝国历史发展的必然,它所反映的是邓小平与胡耀邦、平措旺杰这些改革先锋们在世界观上的根本分歧。

胡耀邦的世界观很清楚:权力不是目的,生产不是目的,国家也不是目的;人民,每一个人的自由、自主和幸福,才是生产的目的,国家的目的,领导人行使权力的目的。对西藏、对新疆是这样,对全国,对全世界、全人类都这样。

(原载《动向》杂志2009年七、八月号)

【阮铭简介】阮铭(Ruan Ming),1931年7月3日出生于上海,祖籍江苏金山县。原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研究是副主任,后遭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王震撤销工作,开除党籍。二○○二年取得台湾国籍,二○○四年被聘为总统府国策顾问,台湾综合研究院研究员。

主要著作《邓小平帝国》、《民主台湾vs.共产中国》、《去恐惧,开创台湾历史新时代!》、《两个台湾的命运--认同TAIWAN vs.认同CHINA》、《从宁静革命到宁静建国》、《历史的错误——台美中关系探源》等。

现为台湾淡江大学大陆研究所教授

钧天 | 真实新闻与评述:阮铭:邓小平帝国的边疆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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