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洗脚”鼻祖 鲁迅与弟媳“洗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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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特朗普断供的“生态健康联盟” 十多年都干了什么?

在昨天《特朗普砍了对蝙蝠冠状病毒的研究经费,负责人:COVID-20、21来了怎么办?》的文章中,有人对EcoHealth Alliance(生态健康联盟)这个组织感到陌生,也不清楚他们两千多万的研究经费都要花在何处。那么今天,我们就来看看这个组织这十多年来都…

我对鲁迅一直很好奇。
      
       冯雪峰告诉毛泽东日本人说;“全中国只有两个半人懂中国,一个是蒋介石,一个是鲁迅,半个人是毛泽东。” “半个人”毛泽东听后哈哈大笑,沉吟片刻后说:“这个日本人不简单,他说鲁迅懂得中国,这是对的。”在文革时期,“批林批孔”的前夕,毛泽东在武汉接见曾思玉等军区领导人时又说:“中国的第一等圣人是鲁迅,中国的第一等圣人不是孔夫子,也不是我。我是圣人的学生。”能上毛泽东的封神榜,并被抬得如此之高,鲁迅自然不是一般的人了。这是我的第一个好奇。
      
      北大有位叫孔庆东的教授,自称是孔子的第七十三代直系传人,师从红色理论家钱理群,潜心研究鲁迅思想,很有心得,曾被央视请去“百家讲坛”开讲鲁迅,并感情真挚地写过一本《正说鲁迅》的书,但我很奇怪,在礼教中看到了“吃人”的鲁迅,对孔教授的先人孔夫子,一直是持“打倒在地,再踏上一脚”的态度,鲁迅的 “学生”毛泽东,更是把鲁迅的思想发扬光大,差点没把曲阜孔家夷为平地。而这丝毫不影响孔教授为鲁迅歌功颂德、吹鼓抬轿。由此可见鲁迅的魔力,这是我的第二个好奇。
      
       新月社的干将,曾在美国研究心理学的肖云山说:“鲁迅其实是个精神病患者。鲁迅的杂感来源于他的多疑、敏感、自恋,而这些都是偏持狂的特征。也是之所以在鲁迅的眼中,满世界都是敌人的原因。”鲁迅竟有精神病症,这是我的第三个好奇。
      
       身为一代新文化主将,平生致力于唤醒国民,以改造国民性为己任,“懂中国”的“第一等圣人”鲁迅。头顶上有着无数眩目的光环。但我更想知道,在这些光环背后,鲁迅是如何给我们展现民族“导师”的一面,而这不得不从鲁迅的生平聊起。
    闲来无事聊聊鲁迅
    
     鲁迅(1881-1936),生于浙江省绍兴府会稽县(今绍兴市)东昌坊口。原名周樟寿,字豫山,进江南水师学堂读书时改名为周树人,改字为豫才。鲁迅家本是世家大族,在其祖父周福清手上时,周家还有千亩良田和多达几千平方米的宅院,按建国后的阶级划分,周家是典型的大地主剥削阶级。不难想像鲁迅当年的富贵。
      
      更加了不得的是,祖父周福清于1871年赴京参加会试,中贡士,殿试获得第三甲第十五名,被钦点定为“翰林院庶吉士”。在明清时期,这可就相当于拿到了登堂拜相的准入证。可惜周福清受孔夫子的毒太深了,没能跟上时代变化,仍然满嘴的仁义道德当清流派,因此在官场很吃不开。几年下来,只混到个七品知县的小官,不久还被人参了一本,连这小官都丢了。回家后周福清痛定思痛,思想有了大飞跃,变卖家中田产,不惜重金,捐了个内阁中书。但捐来的官没能马上上任,称之为候补,这一候就候了九年,最后终于当上了这个以抄写为职的七品京官。
      
       1894年周福清的母亲病故,周福清回家守制,正好这一年浙江举行乡试,主考又是周福清的同年。当地的五个富户跑来找到周福清,想通过这位京官打通关节、贿赂主考,给自家子弟谋个功名。周福清想想自己的儿子周伯宜(鲁迅的父亲)只是个秀才,一直都过不了乡试关,于是与这五家一起给主考送去了一万两银子。这其中周福清出了多少银子,史料有点争论,一说他一毛没拔,只是顺带写上了儿子的名字,一说周福清也凑了份子。不过这个分歧无关宏旨,这里主要写鲁迅不是写他爷爷。
    
     不想这事计划周密,却实施不严,曝光了。案情通了天,光绪皇帝得知后龙颜大怒,下旨严惩。幸好周福清得到消息快,马上跑去主动交代问题,有了这个投案自首、坦白从宽的情节,再加上浙江官员的求情开脱(当时的中央权势减弱,地方渐有了拥权自重的诸候态势,朝廷也不得不重视地方意见),最后判了个斩监候(死缓),秋后再决定斩不斩,三年不斩就转为无期。
      
      这一来周家倾刻走向没落,三年间每到秋后斩杀犯人的时候,周家就得大把撒银子,到处打点,以求推后周福清的行刑。还好周家底子厚,终于熬过了这三年,周福清转为无期徒刑,7年后,刑部大赦,65岁的周福清终于释放回家。这里之所以对鲁迅的祖父周福清加以介绍,原因是每次读到周老太爷的事迹,老让我看到鲁迅的影子,而且这也是鲁迅性格成型的关键时期,无法忽略。
      
      鲁迅的父亲周伯宜,在这场变故中被革去了秀才功名,周伯宜心理承受力较差,内火攻心,外加惊吓,竟一病不起。随着周家的败落,亲友邻居唯恐避之不及,周家所有的重担,骤然压到了十三岁的鲁迅肩上,照应狱中的祖父,照料病中的父亲,成了鲁迅的基本生活内容。少年鲁迅过早的感受了世间的人情冷暧,无疑这种经历是非常痛苦的,成年后,鲁迅不无恨意地写道:
      
       “我有四年多,曾经常常,——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年纪可是忘却了,总之是药店的柜台正和我一样高,质铺的是比我高一倍,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在侮蔑里接了钱。”
      
       “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堕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
      
      俗话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其实周家的败落远没有鲁迅表现地那样沉重,家里大宅依旧,还有几十亩良田,若干仆人,其中就有他念念不忘地长妈妈。三兄弟不用为生计奔忙,都能安心于读书。鲁迅二十九岁从日本回国后,才开始挣钱养家,这期间,母亲还为他张罗了一门亲事。可见周家并没有脱离原有的阶级成分。坦白地说,鲁迅的痛苦更多的来源于,周家大少爷的风光不再,突然之间受了以前从没受过的白眼和冷遇。
    
    
     1898年,十八岁的鲁迅就读南京水师学堂,数月后鲁迅又考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路矿学堂。清末政府逢战必败,时人总结教训,认为是国人崇文而不善武的结果,于是洋务派在全国大肆创办军校,以图武力兴国。但在当时一帮顽固派的反对下,深恐丢了祖宗的法宝,中西体制的争论一直很激烈,这类军校大都办得四不像,挂羊头卖狗肉。
      
      在此期间鲁迅的学习认真刻苦,毕业时考了前三名,成为公派留学日本的五个人之一。甲午战争后,国人很奇怪日本的迅速崛起,也把留学日本作为学习先进知识的去处,这想法无疑是正确的,远比时下“逢日必反”的论调高明许多。向敌人学习没什么可耻,最可怕的是沉迷于盛世遗梦,对他国毫不知晓。反观日本,因白江口之败,全面学习唐朝。被美国打败,就全力学习美国。这种观念对比映衬了现在中日两国的差距。
      
      不过,当时日本的明治维新也才短短几十年,相对中国还在地上爬,日本也就刚学会走,学校的教学质量可想而知。而且日本对待中国的留学生,也远不如欧美的实在,划出一批三流学校给中国留学生,还给中国留学生大办预科班(也就是学前班)。“懂中国”的蒋介石回忆往事时,还不无遗憾的说,自己当年只读了个预科班。反之留学欧美的学生,进的是哈佛、剑桥。这两地留学生回国后,成了当时文化界泾渭分明的两大派别,两派的见识、思想、才学高低,各位看官不妨做个比较。
      
       1902年鲁迅进入日本东京弘文学院,不久加入光复会。一次,光复会派鲁迅回国持行刺杀任务,鲁迅断然拒绝,理由是家中还有老母要养,随即退会。在此之前鲁迅还写诗,要“我以我血荐轩辕”。看来也不过说说罢了。但后人硬要认为这诗是鲁迅一生战斗的开始,不免就有点讽刺的味道了。
    
     两年后鲁迅转科去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习,之所以去仙台学医,按鲁迅自己的说法是:
      
       “从译出的历史上,又知道了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
      
       “因为这些幼稚的知识,后来便使我的学籍列在日本一个乡间的医学专门学校里了。我的梦很美满,预备卒业回来,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
      
       前一个理由体现了鲁迅对日本的了解,读点日本史应该知道“兰学”对日本的影响,第二个理由是因为鲁迅旗帜鲜明地反对中医,鲁迅在《呐喊•自序》中写道:
      
       “渐渐的悟得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同时又很起了对于被骗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
      
       这个看法,鲁迅一生都没改变过。晚年病危时,在西医基本无能为力下,朋友找来一些中医偏方,全被鲁迅拒绝。学过西医的鲁迅反对中医的态度,是贯穿始终的。
      
      时下中医存废之争很是热闹,其实这个争论早在清末民初已经展开。民国十八年,政府明文取缔中医,中医被视为糟粕丢进了垃圾堆。之后中医之所以死灰复燃,这完全要拜毛泽东所赐。红朝号称全民医疗,但千疮百孔的经济,根本做不到口号的要求,特别是人数众多的农村。而中医的治疗手段针灸和草药成本低廉,于是毛氏想出了“赤脚医生”的办法,从每个村庄选出若干稍懂文字的青年,集中办班学习中医,毕业后就地成为驻村医生。这就是宣传所称全民医疗的实质,中医借此东风重出江湖。
      
      在毛时代,学习中医是与政治挂勾的最高指示,当然无人敢出来反对。随着那段荒唐年代的过去,扫荡中医的呼声再度高涨。有意思的是,政协委员、老中医连建伟把鲁迅的儿子周海婴请出来,借周老先生的口,证明鲁迅当年“只反庸医不反中医”。可能在周老先生看来,鲁迅反中医是其污点,为维护父亲形象考虑,才有此说词。殊不知,这举动有点弄巧成拙了。不知道,以后中医如若又被取缔,周老先生该如何改口。
      
    
     鲁迅在仙台的学习很不如意,成绩很糟糕。大家在《藤野先生》一文中都知道,鲁迅的解剖学只考了五十九分,这个分数连学分都拿不到,日本同学竟然还怀疑鲁迅与藤野有何见不得人的勾当。实在让人担心,照此下去,鲁迅还能不能实现当上军医的伟大理想。
      
       不过很快鲁迅又改变了学医的想法,按鲁迅的解释,是因为那个著名的“幻灯片事件”,在幻灯片中,鲁迅看到了国人“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他受到了很大的触动,决定要改变国民的精神。
      
       “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这是鲁迅唤醒国民,改造国民精神的宣言。但让人奇怪的是,鲁迅并没有愤而回国从事他的文学“呐喊”,却在日本又呆了五、六年。主要翻译外国文学作品,间或写些练笔的文章,但这些作品,与改造国民性的目的实在靠不上边。1909年回国后,鲁迅还是没有拿起他的“匕首和投枪”,而是一头扎进故纸堆,读佛经,抄写古碑贴,练起了书法。
      
      直到1918年受钱玄同之邀,才为《新青年》写下了他正式出山的作品《狂人日记》。从立志到出手,鲁迅用了十三四年之久,这时间长得让人匪夷所思。在这漫长的时间里,正是中国风起云涌、翻天覆地的大变革时代,期间辛亥革命,护国运动,护法运动,第一次世界大战先后发生。鲁迅却没有丝毫举动,只是当了个麻木的“看客”。显然,鲁迅看幻灯片而立志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鲁迅低估了学医的难度,凭其能力根本无法完成学业。当然无论如何,弃医从文对于鲁迅来说,绝对是个明智的决定,只是下决定的理由,没他自己说得那么伟大罢了。
    
     在出国前,母亲鲁瑞为鲁迅定下了一门亲事。亲家姓朱,是绍兴城里的一户殷实人家,祖上也有人做过官,与周家刚好门当户对。朱家的这位姑娘叫朱安,是一个深受礼教熏陶的女孩,裹脚不识文字,且比鲁迅大了三岁。
      
      对这门亲事,鲁迅的态度暧昧。之前只提出让女方“放足和读点书”,而没有表现出斗士的一面,严词拒绝这个父母之命、媒约之言的“封建式”婚姻。出国后,鲁迅在与日本下女的接触中眼界大开,开始有了更多的想法,对家中的这门亲事有了些牢骚,为此还写诗送给老友许寿棠:“灵台无计逃神矢”。
      
      不久,鲁迅与日本下女厮混的事迹,渐渐传到母亲鲁瑞的耳中,老太太甚为焦急,于1906年谎称自己病重,将鲁迅骗回家中,与朱安完婚。回国前鲁迅已有所预感,果然,回来后周家张灯结彩,上上下下都在为周大少爷的婚礼奔忙。鲁迅不置可否,必竟从没见过新娘朱安的样貌,心中尚存一丝夙望,如若对方美若天仙也未尝不可。
      
      大喜之日,鲁迅打扮一新,还特意为一头短发接上了假辫子。在母亲的操持下,婚礼按部就班的进行,鲁迅的表现也中规中矩。及到进入洞房,掀起新娘的头盖时,鲁迅才如坠冰窟,妻子朱安小眼大鼻、身材干瘪毫无女性美感,这让鲁迅悔恨不已。春宵之夜,新娘几次前来请安,鲁迅竟不答理。第二晚开始就不再进入洞房,几天后鲁迅与一班同学返回日本,临走时丢下一句“母亲娶媳妇”,而后头也不回的扬长而去。自此,朱安开始了漫长地,在一心救国救民、要“血荐轩辕”的斗士鲁迅身边的守活寡生涯
    
    
     三年后,鲁迅回国到绍兴的两级师范学堂教书。1912年受时任教育总长的同乡蔡元培邀请,进教育部任职,同年随部迁往北京。祖父做官的经历是面镜子,鲁迅深以为鉴,总结出“三不”原则,不该说的不说,不该听的不听,不该看的不看。如此这般果然官运亨通,不久就官居教育部佥事。
      
      但很多事并非当个乌龟就能躲过去,在大变局时期,检验一个人的政治立场、道德水平的机会实在太多。1915年,趁欧洲列强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逼袁世凯政府签署《二十一条》,这条约等同于卖国,袁世凯老奸巨滑深知其中利害,责任不想一个人担,于是让政府公务员集体签名同意,不签名的就要辞职走人,鲁迅毅然签下了大名。多年后鲁迅的论战对手陈源(陈西滢),对此不无嘲讽的说:“鲁迅爱国?他爱的是日本国吧!”。鲁迅说“中国多暗箭,挺身而出的勇士容易丧命”。
      
       “树欲静而风不止”,袁世凯一心想过皇帝瘾,下令教育总长汤化龙为复辟帝制制造舆论。因鲁迅一贯表现良好,被委任小说股主任一职,负责把关小说要“寓忠孝节义之意”的指示。对此事,按鲁迅的说法,他进行了不懈的抗争和抵制,最后还因此被免去了主任。但事实真相又是如何呢,鲁迅被免职是袁世凯当上皇帝以后的事了,为袁世凯称帝吹喇叭抬桥子的任务已光荣完成。而且在此之前,鲁迅所谓的“抗争和抵制”竟然一直没被上锋发现?及时把这块反骨撤换,这就让人奇哉怪哉了。之后,鲁迅还脸不红心不跳地领取了几个月洪宪皇帝发放的俸禄。
      
      在全国的一致反对下,袁世凯称帝八十三天后,不得不下令恢复共和。但已于事无补,心腹亲信纷纷倒戈,不久袁在一片骂声中暴亡。因此前的种种表现,鲁迅开始成为教育部的边缘人物,政治生命走到了尽头。在官场中站错队、押错宝是要付出代价的,鲁迅完全明白其中的游戏规则。于是干脆摆出一付愤世嫉俗,怀才不遇的样子,看见不顺眼的就破口大骂,给人取外号。
      
       表面的狂放,掩盖不了内心的颓废。不到四十,鲁迅就自称“老头子”,以“枯坐终日,极无聊赖”来消磨时光,自己曾写道:
      
       “许多年,我便寓在这屋里钞古碑。客中少有人来,古碑中也遇不到什么问题和主义,而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的消去了,这也就是我惟一的愿望。夏夜,蚊子多了,便摇着蒲扇坐在槐树下,从密叶缝里看那一点一点的青天,晚出的槐蚕又每每冰冷的落在头颈上。”
      
       1918年,同在日本留学的老友钱玄同(中国物理学家钱三强的父亲),跑来看望鲁迅,此时钱玄同还是《新青年》杂志的编辑。见鲁迅闲极无聊地钞古碑贴,于是力劝鲁迅为杂志投稿,以解苦闷。鲁迅答应了,不过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而不是出于十几年前,就定下的要拯救国民精神的豪情。
      
      同年5月15日,以“鲁迅”为笔名写成的第一篇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发表在《新青年》上,这部被后世无限推崇的开山之作,其实是抄袭而来的。无论小说的手法,体裁,以及结束语“救救孩子”,甚至连文章名字,都一字不差的,与俄罗斯讽刺作家果戈里作品《狂人日记》如出一辙。抄文章抄得如此彻底,我想不是一般人能做得到的。
      
      从深层次来看,这篇文章是鲁迅仕途不畅、前路渺茫,内心迷茫彷徨的写照,把矛头直指整个体制,正是发泄满腹牢骚的结果。同时这也为他后面的作品,打下了 “粗疏、枯燥、荒凉、黑暗、脆弱、多疑、善怒”的基调。但这“大破”的思维很对当时愤青们的口味,文章一发表就反响热烈,无疑这对鲁迅来说是莫大的鼓舞, “试试看”不想试出了另外一片天地。老友许寿棠说“此前是周树人,之后才是鲁迅”。由此可见“引路人”钱玄同的劝进之功。
      
       然而鲁迅对这个恩同再造的老友钱玄同的态度如何呢?后期,鲁迅的偏激愈演愈烈,钱玄同多有劝导,鲁迅不听,破口大骂钱:
    
      “胖滑有加,唠叨如故,脸皮厚”。
    
      “盖此公夸而懒,又高自位置。而其字实俗媚入骨,无足观”。
    
      “疑古玄同,据我看来,和他的令兄一样性质,好空谈而不做实事,是一个极能取巧的人,他的骂詈,也是空谈,恐怕连他自己也不相信他自己的话,世间竟有倾耳而听者,因其是昏虫之故也”。
    
       “作法不自毙,悠然过四十。何妨赌肥头,抵挡辩证法”。
    
       甚至连结集出版《呐喊》的序言中,“引路人”钱玄同的名字都被改成了金心异(今心异)。
    
       1919年12月,鲁迅回绍兴把全家迁来北京。在家已独守空房十三年之久,年已四十的妻子朱安,得知大先生(鲁迅)要回来,本已死寂的内心升起一丝希望。每天必到大门口翘首以盼。这天终于看到鲁迅进门了,连忙上前打招呼,接行李,鲁迅用鼻子“哼”了一声,而行李并不交给朱安。当晚鲁迅仍然坚持独住,让朱安一个人在房中以泪洗面。
      
      在北京的住处位于西直门内的八道湾,是个有三进院落的大房子。二弟周作人与妻子羽太信子住最里面,第二个院子给母亲和朱安,最外面的由鲁迅一人居住。平时吃饭也是分开的,鲁迅与周作人夫妇在后院吃,母亲与朱安在第二个院子里吃。如此安排是因为朱安是“母亲娶的媳妇”,不是鲁迅的。这种形同陌路拒人千里的态度,对于谨守三从四德的朱安而言是何感受,我想是任何有良知的人都不难想像的。
      
      相反的是,几个月以后,三弟周建人的学生许羡苏来北京求学,经周建人安排住进了鲁迅家中,对这个十九岁的小姑娘,鲁迅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许羡苏考上北京女师大后,因短发不能入学,鲁迅为其多方疏通,生活上倍加照顾,毕业后还介绍许去一中学当教员。以至许羡苏视鲁迅为“我的监护人”,内心渐生情萦,以鲁迅家人自居。前后在鲁迅家住了六年之久,期间鲁迅与周作人交恶,搬离八道湾,许羡苏为鲁迅四处找房子,并随同一起搬入新居。“3-18”惨案后,鲁迅躲进日本医院,许羡苏还天天去探视。
    
      但这段引来很多非议的交往并没有结果,因为鲁大文豪移情别恋了。老友孙伏园对周建人说,鲁迅最爱“长的那个”,因为“他是爱才的,而她最有才气”。这个 “她”就是许广平。此女性格叛逆,放荡不羁。在家时就是男人婆,对男女之事采取革命态度,很放得开。在认识鲁迅之前,有个叫李小辉的情人还因她而死。
      
      许广平从天津女师毕业考入北京女师大后,对鲁迅的“不幸”婚姻有所耳闻。长得人高马大的她,听鲁迅的课却偏偏喜欢坐第一排,时不时举手提些古怪的的问题,一次在课堂上给鲁迅画漫画,还有意让鲁迅发现。1925年3月,许广平主动给鲁迅写信,许的第一封信是这样写的:
      
       “在无可救药的赫赫的气焰之下,先生,你自然是只要放下书包,洁身远引,就可以‘立地成佛’的。然而,你在仰首吸那醉人的一丝丝的烟叶的时候,可也想到在虿盆中展转待拔的人们么?
      
       先生,可有什么法子能在苦药中加点糖分,令人不觉得苦辛的苦辛?而且有了糖分是否即绝对不苦?先生,你能否给我一个直切的明白的指引?
      
      现在的青年的确一日日的堕入九层地狱了!或者我也是其中之一。虽然每星期中一小时的领教,可以快心壮气,但是危险得很呀!先生!你有否打算过 ‘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呢?先生!你虽然很果敢的平时是;但我现在希望你把果决的心意缓和一点,能够拯救得一个灵魂就先拯救一个!先生呀!他是如何的 ‘惶急待命之至’!”
      
       面对这“赤裸裸”地求救,“以救天下人为己任”的鲁迅当然责无旁贷,很快鲁迅就回了信。由此干柴烈火一触即燃。平均不到三天一封信,后两人间的信件被编辑出版成了《两地书》。一个月后,许广平打扮一新,登门造访,双方进入实质性交往。
      
    
     鲁迅临死前还宣称“一个都不宽恕”。
    
      人权宣言中有一句话,“凡有不宽容者,一切都是专/制主义的思相。”
    
      而现在所有自由民主的国家,都将之视为立国基础。
    
      不久,教育总长章士钊上台,女师大校长、鲁迅的好友许寿棠被罢免,替而代之的是铁腕女校长杨荫榆。杨荫榆对某些教授玩弄女生深为不满,雷厉风行整顿校风,对学生严加管理,这触到了鲁迅的痛处。鲁迅按捺不住,跳出来说:“看看学生们,就像一群童养媳。”;“就如中国历来的大多数媳妇儿在苦节的婆婆脚下似的,都决定了暗淡的命运。”这话说得实在冠冕堂皇,也不知道他说这话的时候,有没有想到自己的苦媳妇朱安。1924年4月,鲁迅联合十五名教员辞职,向校方施压。学校分化为挺许拥杨两派,鲁迅是当仁不让的挺许先锋。
      
       1924年11月,国文系三名女生在秋季开学时未能按时到校,被杨X荫榆开除。这本属的学校管理范畴,不想被鲁迅拿来作为把柄,对学生自治会总干事许广平面授机宜。很快学生自治会开会决定赶走校长杨X荫榆,并称之为“驱羊运X动”。第二年5月7日(二X十X一X条的签署日,国XX耻日),学校组织演讲会,许广平与刘X和珍挡在礼堂外,竟不准校长杨X荫榆进入。为此学校对领头的六名学生,作出“开除学籍”的处理。这就是“女师大X风潮”事件。
      
    
     此后事件无限升级,新月社陈西滢撰文批评鲁迅在事件中的表现,鲁迅奋起反击,陈先后就读爱丁堡大学和伦敦大学,1922年回国后任北大外文系教授,在与鲁迅的笔战中,毫不怯场,以事实为依据大揭鲁迅疮疤,抨击这个导师级人物在种种历史关键时刻的表现。鲁迅无法正面回复,只能恼羞成怒大骂陈是“走狗”,作人身攻击。此后的论战已偏离事件本身。胡适出面调停,论战归于平熄。
      
       而在另一边,却上演一场鲁迅与章士钊打官司的活剧。因鲁迅在事件背后推波助澜,教育总长章士钊免去鲁迅佥事一职。鲁迅上告平政院,进行反击,官司一直打到段祺瑞手上,最后由段祺瑞签名,废除章士钊的决定。章士钊,杨荫榆相继去职。
      
       段的表态,使学生们有恃无恐,以“文革”常见的手法,公然捣毁章士钊的住宅。而那个被鲁迅骂为“性变态”,中国第一个女大学校长杨荫榆,因自己的学生被日军轮奸残杀,愤而跑去日本领事馆痛斥。被日军枪杀于苏州吴门桥下,身中数十弹。
      
      回头再来看这场所谓的“女师大风潮”。鲁迅将之称为革命行动。其实质不过是一场利益之争、派系之争。力挺老乡许寿棠有很现实的意义,因为这是鲁迅在女师大 “幸福生活”的保证。而有讽刺意味的是,鲁迅口口声声指责“章杨”投靠北洋军阀,这个北洋军阀却成了鲁迅最终胜利的力量。
    
     鲁迅大获全胜,不仅官复原职,还赢得了许广平的芳心。1925年10月,许广平写下《风子是我的爱》一文,表达对鲁迅的爱恋。而此时只有许羡苏一个人还蒙在鼓里,因为鲁迅从未与她坦白过。鲁迅与许广平南下后,许羡苏还痴情地为鲁迅守屋。直到1929年5月17日,鲁迅到北京探母时,许羡苏亲自问鲁迅与许广平的关系,鲁迅说许广平已怀孕,许羡苏才彻底清醒。第二年即离京去大名,同年结婚,此时许羡苏已经三十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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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在鲁迅的婚姻中没有胜利者,1926年8月至1930年3月(鲁迅南下与许广平热恋期间),鲁迅共给许羡苏写了155封信,许回了 100余封信。许羡苏离京前,把鲁迅写来的信交给了朱安,之后朱安又交给了许广平。而许羡苏写给鲁迅的信,鲁迅死后也交到许广平手中,但最后这两百多封信神秘失踪。真不知道许广平看到这些信件时的感想怎样。
    
    
     1923年7月19日,周作人来到前院鲁迅房中,亲自交给鲁迅一封信。信的全文如下:
      
       鲁迅先生:
    
      我昨日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难——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
    
       七月十八日,作人
    
       一个月后,鲁迅迁居砖塔胡同六十一号。
    
       十个月后,鲁迅返回八道湾搬行李,周作人打电话叫来重久(羽太信子弟弟)、张凤举、徐耀辰。两兄弟发生冲突,周作人拿起狮形铜香炉差点砸破鲁迅的头。两个“五四”的文化大将上演全武行。
      
      这是两兄弟断交的全过程,之后两方均保持缄默,不过事情还是渐渐从旁人的口中传了出来,起因有两种:一、羽太信子向周作人诉说,鲁迅偷看她洗澡。二、鲁迅的说法是,他对羽太信子大手大脚的持家多有批评,这惹恼了羽太信子,于是信子在丈夫面前挑拨离间。十几年后两兄弟的人生轨迹全然不同,一个被奉为神,一个被视为鬼。当了神的哥哥鲁迅的说法被当成了事实。
      
       但鲁大文豪的解释实在经不起推敲,而且其事迹还远不止偷窥这么简单,真相终究是掩盖不了的。奇事共欣赏,疑义相与析。
    
      鲁迅的月收入有三百元,周作人的也有此数。换算成现在的人民币,周家兄弟的年薪达二十多万。这不包括两人写作的稿费,和同时在七八个大学任教的讲课费。可作比较的是,当时一个低层北京市民的保障收入是每月两元钱,一个交警月收入四元钱。鲁迅竟然说信子大手大脚,害得他没钱买烟。
      
      鲁迅曾经在北京一个人过了六七年。长年包一台铁皮车供其上下班。教育部有食堂,鲁迅嫌伙食差,与单身同僚一起到大饭店包餐吃。有点毛病就要上医院,进得全是昂贵的日本医院和法国医院、德国医院,本国的医院从不踏足。据鲁迅的日记记载,其先后看过的日本医生有山本忠孝、池田由友、久米治彦、高山章三、菅又吉、顿宫宽、冈本繁、吉田笃二、秋田康世、松井胜冬、坪井芳治(周海婴的专职医生)、最后一位是须藤五百三,此人曾是军医,是当时在上海的“日本在乡军人”(即退伍军人)会的副会长,这个“日本在乡军人会”与黑龙会一个性质。鲁迅反过来却指责信子看病找日本医生。之后与许广平在上海生活时,是上海大剧院的长客,逢有外国电影必定捧场,还经常坐轿车绕上海市兜风。以他的生活态度是“挣钱有方,花钱无度”。
      
      在日本仙台学医时,鲁迅曾经很兴奋的给老友许寿棠写信说:“同学阳狂,或登高而窥裸女。”日本有男女同浴的风俗,一个大池子只是中间隔了块矮板。只要略微登高点就能尽览春光了,鲁迅信中说的就是这事。一起去日本留学的郁达夫,也在其作品《沉沦》中,详细地描写过偷窥女孩子洗澡,偷听男女野合,勾引下女。偷看女人洗澡是留日学生的共同爱好,鲁迅也没能例外,因为他是个正常的男人。鲁迅泡日本下女的事,还让鲁老太太操了好久的心。鲁迅所泡的下女是谁呢?
      
      从1912年至1918年,鲁迅给羽太信子写信42封,收羽太信子信35封。一直到周作人夫妇与鲁迅同住,这大伯与弟媳还真有话聊。另据鲁迅日记记载: 1912年鲁迅到北京教育部任职后,除每月给绍兴家里寄生活费外,还每月到日本银行给日本东京的羽太信子的父母和弟妹寄钱,除固定的生活费,还负担羽太信子三妹福子的学费。直到1925年,鲁迅与周作人绝交两年后,羽太重久还给鲁迅写信说:“上月蒙兄长给予及时补助,非常感谢。对你长年以来的深情厚意和物质援助,真不知说什么才好。”很奇怪,为什么鲁迅要给信子娘家寄钱?而且是单独寄钱,并没直接把钱交给二弟周作人,以周作人名义寄钱不是更名正言顺吗?
      
      鲁迅父亲早亡,身为长子的鲁迅在两个弟弟眼中是“父兄”的角色,言听计从。三兄弟还约定,“永不分离,母亲年青守寡辛苦了一辈子,该享受清福”。结果因为大哥批评弟媳乱花钱,而引来弟弟的反目,不要说那时尚有“长兄为父”的观念,就是如今的家庭也是不可想象的。同样,仅凭羽太信子指责鲁迅偷窥,周作人竟然不作调查了解,就断然与大哥绝交?也完全低估了高知识分子周作人的智商。而且,就是偷窥也不是什么不可原谅的过错。当年郁达夫公开偷窥的事,被人攻击时,周作人曾挺身而出写过一篇《〈沉沦〉论》为其辩护,在同样留学过日本的周作人眼中,偷窥完全算不得一个事。尽管偷窥对象不同了,但这也不足以引来周作人对鲁迅的终身恨意。甚至在鲁迅病故前后,都拒绝探视,拒绝奔丧。
      
      还有最关键的,鲁大文豪一直被视为圣人,但圣人也有七情六欲,他在文章中写过:“譬如勇士也战斗,也休息,也饮食,自然也性交。”对自己的老婆朱安他从不理睬,朱安曾对人说:“老太太总怪我没有能生个孩子,可大先生整天和我连一句话都不说,我怎么能生得出?”而在认识许羡苏时,鲁迅年已四十。在此之前,作为男人的鲁迅他是如何解决性的需求?这个“勇士”跟谁去“性交”呢?
      
      最后,如果“指责”是冤曲的,一生“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鲁迅,为什么在事件中不暴怒,不辩解,不反击,不愤而把周作人夫妇赶出家门?当时被周作人叫来的张凤举、徐耀辰(两人均为北大教授),还被鲁迅以“家里的事,无烦外宾费心”为由打发走(见许寿棠《亡友鲁迅印象》),倒是鲁迅很有点灰溜溜地搬离了八道湾,这大概不是因为大度而是理亏吧。
      
      综上所述,这段迷案的真相并不复杂。信子即为鲁迅在日本所泡的下女,而且被信子套牢,因其本人有婚约在身,只得承诺为信子娘家负责,并主动介绍二弟作人与信子相识,让二弟“接春”。到八道湾后,信子近在眼前,相处日久,鲁迅旧情复燃,进而让信子一人侍二夫。这才是感情“恰恰地”周氏兄弟决裂的根本原因,只有这样才能解释两兄弟在此事件前后的表现。(见《道听途说——周氏兄弟的情况》)
    
     在离开八道湾时,鲁迅破天荒地找朱安谈话,内容是给朱安选择,要么一个人回绍兴娘家,要么留在八道湾与周作人一家同住。后一条被周作人斥为“笑话”。朱安近乎哀求的回答:
      
       “八道湾我不能住,因为你搬出去,娘娘(鲁瑞)迟早也要跟你去的。我独个人跟着叔婶侄儿侄女过,算什么呢?绍兴朱宅我也不想去。你搬到砖塔胡同,横竖总要人替你烧饭、缝补、洗衣、扫地的,这些事我可以做,我想和你一起搬出去。”
      
       这就是鲁迅给朱安的安排,唯独不提让朱安跟随自己过。在大文豪的眼中,朱安只是包袱,不是生死相随的妻子,不是陷入“吃人”礼教等待鲁迅拯救的“国民”。
      
       1926年3月18日一早,许广平来到鲁迅家告诉他,准备今天去政府门前游行示威。一向“只吹喇叭不冲锋”的鲁迅连忙阻拦,强硬地将学生会总干事许广平留在身边。果然,游行队伍在政府门前,遭到卫队开枪射击,47人死,200余人负伤。这就是“三一八”惨案。游行队伍的骨干,本应走在队伍前列的许广平,因鲁迅的阻拦而逃过此难。事发当日段祺瑞赶赴现场,长跪不起,许诺严惩凶手后引咎辞职,并立誓终生事佛吃斋。4月20日段下台。段祺瑞在下台前曾通缉五十位 “过激”教授,林语堂问鲁迅如何应付,鲁迅的回答是“装死”。
      
      同年7月,鲁迅接到厦门大学文学系主任林语堂的来信,邀请鲁迅去厦门大学任职,8月,鲁迅携许广平南下上海。事后的说法是,鲁迅为躲避政府通缉,才离京避祸,但这并非事实。四月时,段祺瑞政府已经解体,奉军大举入关,对皖系段政府进行清算,所谓的“通缉”也不了了之。鲁迅离京三个月后,教育部因其长期没来上班,才下文免去鲁迅教育部佥事一职。七月时鲁迅还到女师大毁校周年纪念会上发表了演说。走之前广而告之,到车站送行的友人有十几个。如此大摇大摆的离京,哪里像是“躲避”政府通缉?
      
      鲁迅要躲避的不是通缉而是“流言”。在北京,这段地下师生恋,一直是论敌的口实。身为公务员的鲁迅,不可能公然与许广平在北京同居。“搞女学生”的社会影响和世俗之见,也不是鲁迅承受得了的,唯一的选择只有离京,而且这也是彻底抛弃朱安的方法。南下第一站是上海,上海当时的文化名人宴请鲁迅,因鲁迅没有公开与许广平的关系,未请许广平出席宴会。
    
    
     之后,许广平回广州,鲁迅去厦门。鲁迅前后在厦门大学呆了三个多月。厦门大学的一班学人风闻“五四”的干将鲁迅驾临,纷纷登门请教。但在自由主义思想浓郁的厦门大学,鲁迅的“大破”口号并不吃香,还老被“胡适之的信徒”(鲁迅语)朱山根、万里祥等后辈问得面红耳赤。鲁迅在《三闲集》中说:
      
       “记得还是去年躲在厦门岛的时候,因为太讨人厌了,终于得到‘敬鬼神而远之’式的待遇,被供在图书馆楼上的一间屋子里。”
      
      在此期间,鲁迅还陷入了两场吃醋风波,曾经视鲁迅为导师的高长虹,在与鲁迅的交往中,渐渐有所悟,写文章评价鲁迅“开始时认为鲁迅为真正的艺术家的面目,过后是一个不很高明却奋勇的战士的面目,再则是一世故老人的面目,除世故外,几不知其他矣。”之后高长虹于1926年11月写下一首诗《给 ——》,在这首诗中,鲁迅竟看出了高长虹对许广平有意思。鲁迅大怒,将高长虹当成情敌。写下文章《奔月》,讽刺高长虹是学艺不精的“逄蒙”,与“后弈”争嫦娥,结果失败了。可惜事后证实,鲁大文豪浪费了表情,高长虹根本就没看上过“豪放女”许广平。
      
      不久,许广平受共产党人李春涛之邀,准备去汕头搞革命。鲁迅又一次大怒,十分担心这孤男寡女的能搞出什么样的革命。在收到广州中山大学的聘书时,还酸溜溜地给许广平写信,表示不想来广州了,理由是“我的一个朋友或者将往汕头,则我虽至广州,又与厦门何异。”当然,最后的结果是许广平放弃了“革命”,鲁迅来了广州。
      
      那个为鲁迅探路,给其提供容身之地的老友林语堂,在鲁迅的眼中又是如何呢?一次宴会“幽默大师”林语堂讲了几句英语,鲁迅竟厉声喝道:“你是什么东西!难道想用英语来压中国的同胞吗?”与林疏远后,还不忘讽刺林语堂“辜鸿铭先生赞小脚;郑孝胥先生讲王道;林语堂先生谈性灵。”
      
     1927年1月,鲁迅来到广州,中山大学组织了隆重的欢迎仪式,校务委员会副主任朱家骅上台致辞,称鲁迅是一位“战斗者”、“革命家”,学生们听了热烈鼓掌,鲁迅连忙起来声明否认,“绝非战士,更非革命家”。事后鲁迅与人解释时说,“这顶花冠弄不好将来是会被人要了性命的,他们如此待我,我莫非也非阵亡不可么?”
      
       在广州的住处是白云路的一座三层楼房,此时鲁迅仍然不公开与许广平的地下情,坚持与老友许寿棠住一间房,让许广平与女工同住一间。这掩耳盗铃的把戏,让许广平忿忿不满。双方第一次争执,当然,在大人物身边总是要做出牺牲的,许广平惟有屈服。
      
       同年四月,蒋介石开始清党,血腥的屠杀让鲁迅噤若寒蝉,胆战心惊地在广州过了大半年。过后许久鲁迅还心有余悸地说:“我是在二七年被血吓得目瞪口呆,离开广东的那此吞吞吐吐,没有胆子说的话都载在《而已集》里。”
      
      十月,鲁迅离开广州北上上海,上海十里洋场,遍布租界,生活条件远非北京、广州能比,随着环境的改善,大大激发了鲁迅的战斗热情,用手中的笔作“匕首和投枪”向他的“敌人”发起了进攻。其敌人之多之广,实开了一代之先河。鲁迅在给章廷谦的信中,直接道明心曲:“与人奋斗,其乐无穷”,这话被 “学生”毛泽东完美的继承为“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
      
     在众多的骂杖对手中,鲁迅最痛恨的莫过于,在“女师大风潮”事件中大揭其疮疤的陈西滢,而持续时间最久的论敌就要算梁实秋了,双方交锋前后长达八年。论题从人性,阶级性,普罗文学(无产阶级文学)到硬译等等,几乎涉及到当时所有的热点。这其中的对与错,早已被时间所证明了。这里仅举两例“文学的阶级性”和 “硬译”。
      
       鲁迅曾写文章《文学的阶级性》,顾名思义,以阶级观来看待文学,一直是共产主义统一思想的手段,读过几本苏联文集的鲁迅如获至宝,奉为经典。对此梁实秋撰文《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进行反驳,“我们反对思想统一,我们要求思想自由。”
      
      讨论此类话题,鲁迅的理论修养实在有所欠缺,对梁的文章不正面回应,抓住梁说的:“卢梭说:‘资产是文明的基础。’”一句大做文章,鲁迅认为 “经济关系” 才是文明的基础,因为鲁迅不知道,马克思经济关系三要素的第一点讲得就是所有制,这个所有制就是经济关系(即“资产”),换了个名字,鲁迅竟没认出来。一时成为笑谈。
      
       鲁迅在1929年翻译的苏联文集《文艺与批评》,这本被鲁迅称为“硬译”的作品形同天书,这里摘抄一段:
      
       “内容上虽然不相近,而形式底地完成着的作品,从受动底见地看来,对于劳动者和农民,是只能给与半肉感底性质的漠然的满足的,但在对于艺术底化身的深奥,有着兴味的劳动者和农民,则虽是观念底地,是应该敌视的作品,他们只要解剖底地加以分解,透澈了那构成的本质,便可以成为非常的大的教训。”
      
      之所以要“硬译”,鲁迅解释为“中国文本来的缺点”。这观点和译法实在让梁实秋坐不住,毕业于哈佛大学的梁实秋,一直从事翻译工作,曾用一生的时间翻译莎士比亚的全部作品,于是写下《论鲁迅先生的“硬译”》的文章,质疑如此“硬译”读者无法看懂,这本是学术讨论,鲁迅觉得丢了大面子,反驳说: “我的译作,本不在博读者的‘爽快’,却往往给以不舒服,甚而至于使人气闷,憎恶,愤恨。”并讽刺梁实秋水平低看不懂他的“硬译”。
      
       之后相继有人提出批评,鲁迅从容不迫,将反对硬译的归为“同一伙”:“在这一个多年之中,拼死命攻击‘硬译’的名人,已经有了三代。首先是祖师梁实秋教授,其次是徒弟赵景深教授,最近就来了徒孙杨晋豪大学生。”
    
     在众多对手中,唯一不接招的就是“但开风气不为师”胡适,1929年,国民党北伐胜利后抛出“训政”理论(孙中山说:“中国人民久处于专制之下,奴心已深,牢不可破。不有一度之训政时期,以洗除其旧染之污,奚能享民国主人之权利?”这就是训政的来源),对这漠视人权,冠冕堂皇地以党权君临一切的做法,胡适在文章《人权与约法》中反击说:“不但政府的权限要受约法的制裁。党的权限也要受约法的制裁。如果党不受约法的制裁,那就是一国之中仍有特殊阶级超出法律的制裁之外,那还成‘法治’吗?”
      
      这段话时至今日仍然有启示性的意义,不知怎么鲁迅觉得刺眼,写《王道诗话》说:“人权可以粉饰一下反动的统治。”根本不知人权为何物的鲁迅,在胡适们的背后举起了他的投枪。大骂胡适是“鸟导师”,是“主子的◎◎”,是“三帮”(帮忙、帮闲和帮凶)。对此胡适不予理会,鲁迅曾说:“最高的轻蔑是无言,而且连眼珠也不转过去。”刚好映证了这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的对话。
      
      如果上面的论战还有讨论的意思,而他对施蛰存和陈仲山的攻击,就纯属乱咬一气了。1933年秋,上海《大晚报》要施蛰存给青年推荐读书,“为青年文学修养之助”,施写下《庄子》和《文选》两本书。鲁迅以“丰子余”的笔名,痛批施的荐书为复古和倒退,骂施蛰存是“洋场恶少”。
      
      陈仲山,本名陈其昌,原是北京大学哲学系学生,长期以来对鲁迅怀有景仰之情,并自办刊物《斗争》和《火花》。在当时关于“国防文学”还是“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水战中,一直认为自己的思想与鲁迅一致,并虔诚地给鲁迅写了一封信,表达自己的观点。不想鲁迅的战斗神经再次亢奋,公开撰文歪曲陈仲山是 “日本人出钱叫你们办报”,对这凭空捏造的指责,陈仲山用生命做出了回应。1942年陈仲山在上海做抗日情报工作被抓,不久惨遭日军杀害。罪证就是鲁迅所指“日本人出钱”办的刊物,《斗争》和《火花》。
      
      在这些论战中,鲁迅完全背离了文化交流和学术讨论的宗旨,一遇理曲词穷就作泼妇骂街状,说不过你骂跑你,鲁迅说:“我的杂感常不免于骂。”就是如此一付架势,还自认为孤独求败。梁实秋说:“鲁迅的文章写得好,所谓‘辣手著文章’庶几近之,但是距‘铁肩担道义’则甚远。讲道理他是不能服人的,他避免正面辩论,他采取迂回战术,绕着圈子旁敲侧击,作人身攻击。”这正是他与鲁迅八年论战的深刻体会。
      
      在国家民族的大是大非上,鲁迅的立场同样让人瞠目结舌。1929年夏,苏联进攻满州里,张学良进行反击,这就是“中东路事件”,结果张学良战败,有名的 “黑瞎子岛”就是这时被苏联占据。这场战争在中国本土发生,斯大林却指示共产国际发出“保护苏联”的号召,中国共产党急忙响应,在上海街头大肆贴标语要 “武装保护苏联”。马克思说,共产主义的最高境界,就是没有国家,没有民族。从这一点看来,我们伟大的党早在几十年前就进入共产主义了。
      
      次年,针对苏联的无耻侵略,上海文坛发起“民族主义文学”运动。主张文学艺术应以唤起民族意识为中心。不料,鲁迅再一次跳出来,抨击这次运动。说:“我们的诗人却是对着‘斡罗斯’(俄罗斯),就是现在无产者专政的第一个国度,以消灭无产阶级的模范——这就是露骨的所谓‘民族主义文学’的特色。”(见《二心集-“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命运》
      
       “九一八事变”后,鲁迅还不忘替苏联担心。他说:“一九三一年九月,日本占据了东三省,这确是中国人将要跟着别人去毁坏苏联的序曲,民族主义文学家们可以满足了。”(见且介亭杂文-中国文坛上的鬼魅)
      
      在1932年1月28日,松沪会战后,鲁迅再次写文章《日本占领东三省的意义》,“这一面,是日本帝国主义在‘惩膺’他的奴仆——中国军阀。也就是‘惩膺 ’中国民众,因为中国民众又是军阀的奴隶;在另一面,是进攻苏联的开头,是要使世界的劳苦群众,永受奴隶的苦楚的方针的第一步。”
      
      九一八事变时,上海兴起很多抗日团体,并都有自己的徽章。在“一二八”事变中,凡有这种徽章被日本人发现,都被杀害,鲁迅对此总结道:“像这一般青年被杀,大家以为不平,以为日人太残酷。其实完全是因为脾气不同的缘故,日人太认真,而中国人太不认真,这样不认真的同认真的碰在一起,倒霉是必然的。”(见《集外集拾遗-今春的两种感想》)
      
       此等形同卖国汉奸的嘴脸,竟还有人说鲁迅爱国,死后还堂而皇之地身披“民族魂”,我们的“民族魂”就是这种货色,实在羞杀人也。
    
     香港《明报周刊》一九九二年一月号,《鲁迅与羽太信子的关系及其他》中写有:“鲁迅在日本留学时,即与一日本女人姓羽太的同居,羽太即信子的姓,作人的老婆原来是鲁迅的旧好,鲁迅自日本返国后,还每月负担羽太的生活费用,可见羽太与鲁迅的关系不是一般的关系,而是夫妇的关系。”
    
       1927年10月8日,鲁迅与许广平搬进闸北东横滨路景云里的一幢房子,开始正式的同居生活,事前双方达成协议:“两性生活,贵在情投意合,相互信任,除当事人外,没有任何人可以束缚;日后,如有一方不满意,决不要争吵,也用不着法律解决,如果觉得没有同居的必要了,那就立刻各走各的路,反正都能独立谋生。”
      
      这协议也亏鲁大文豪想得出,许广平连小妾都不是,至少小妾还有个名分,也能进周氏族谱。正式同居后,双方还是守口如瓶。三层小楼,许广平住三楼,鲁迅住二楼,许的身份是助理。直到1919年5月,已经怀孕五个月的许广平才将实情告诉她的姑母,通过姑母去告知家人,理由是怕家里人成“惊弓之鸟”。就这样,不伦不类的许广平生下了不明不白的周海婴。
      
       两人的性生活,鲁迅在日记中称之为“洗脚”,这个词还真有启示性,也难怪时下洗脚城遍地开花。有了这份婚前协议,鲁迅的“博爱”也更方便了,时不时还学学古人约妓同游,并公然记载于日记中。
      
      尽管绕了这么大的圈子,鲁迅与许广平的结合,还是难逃指责。“弃北京之正妻而与女学生发生关系,实为思想落伍者”,二弟周作人还公开表态反对。消息传到了北京,老母亲鲁瑞自然不会反对,而明媒正娶的朱安也很平静地接受,“哀莫大于心死”,俞芳问朱安对以后日子的打算时,朱安回答:“过去大先生和我不好,我想好好地服侍他,一切顺着他,将来总会好的。我好比是一只蜗牛,从墙底一点一点往上爬,爬得虽慢,总有一天会爬到墙顶的。可是现在我没有办法了,我没有力气爬了。我待他再好,也是无用。”
      
       1943年鲁迅的母亲病逝后,因大先生与周作人交恶,朱安拒绝了周作人的接济,而此时许广平竟将每月的汇款,由银元换成法币,以至朱安无法生活下去,只得宣布出售鲁迅藏书,消息传出后,各界人士纷纷捐款,但均被朱安回绝。
    
     鲁迅说:“汉字和大众,是势不两立的。”还打比方说方块字是大众身上的结核菌。《答曹聚仁先生信》,《且介亭杂文》
    
      1935年十二月,鲁迅说:“由只识拉丁化字的人们写起创作来,才是中国文学的新文学。”《论新文字》,《且介亭杂文二集》
    
      (所谓的且介二字,李敖考证是出自“租界”二字,博君一笑。)
    
      鲁迅还说:“我是中国人,但我很恨中国文字。一个一个方的,非到大学中学毕业不能运用。大学中学毕业,必是小资产阶级,这些人做起文章来就是假装普罗也是没有办法的。”
    
     1927年3月,中山大学文科主任傅斯年把顾颉刚请到中山大学,因顾在北京时,就宣称过,很佩服胡适之和陈西滢,一直不太看得起鲁迅,听说顾要来,鲁迅坚决反对,甚至说:“他来,我就走·”结果顾还是来了,鲁迅愤而辞职,1927年5月15日在写给章廷谦的信中说“我到此只三月,竟做了一个大傀儡。当红鼻(鲁迅给顾颉刚取的外号)到此时,我便走了;而傅(斯年)大写其信,给我,说他已有补救办法,即使‘鼻’赴北京买书,不在校;现在他们还在换留我,当然无效,我是不走回头路的。”(《鲁迅书信集》)
    
      鲁迅辞职后,很多朋友来信问是不是政治原因,鲁在回章廷谦的信中说:“事太凑巧,当红鼻到粤之时,正清党发生之际,所以也许有人疑我之滚和政治有关,实则我之‘鼻来我走’(与鼻不两立,大似梅毒菌,真是倒霉之至)之宣言,远在四月初上也,见所谓之流言,或亦此类也欤,然而‘管他妈的’可也” (1927年5月30日至章廷谦信,见《鲁迅书信集》)
    
      鲁迅在四月份辞去了中山大学的全部职务,人也搬出了学校,却依然收下了学校送来的五月份的薪水,当时还觉得不好意思,自己说:“则收固不好,不收亦岂能好?我于是不发脾气,松松爽爽收下了。”(1927年7月7日致章廷谦信《鲁迅书信集》)
    
      再来看看他如何救人,在校务会上发个言,其它委员不同意,此事就作罢了。鲁迅还有其它动作吗?没有了。
    
      这就是他为救学生,愤而辞职的真相。下次为鲁迅招魂的时候,请别再说什么“偏要挺身而出营救学生,偏不怕惹祸上身,偏不考虑个人安危”的话了。
    
     1947年6月29日凌晨,朱安在孤独中死去,身边没有一个人。生前唯一的遗愿是葬在鲁迅身边,显然也无法如愿。死后草草埋于婆婆鲁瑞的坟旁,没有墓碑,没有行状。
      
       这个一辈子生活在期待中的妇女,终其一生都在谨守着鲁迅给她的命运安排“母亲娶的媳妇”。鲁迅一生背弃辜负的亲人、友人实在无法枚举,而最对不起的,我想就是这位当年被其敲锣打鼓,用花轿迎进家门的正妻朱安了。
      
      老年的鲁迅尽管体力不支,但仍然壮心不已,狠玩了一把精神恋爱。1934年,东北情侣萧红萧军来到上海,结识鲁迅。对热辣美貌的萧红,鲁迅眼前一亮,称萧红是“中国最有前途的女作家”,把她介绍给茅盾、胡风、聂绀弩,还特别指派叶紫做萧红在上海的向导和“监护人”。并亲自帮助出版萧红的作品。双方开始书信交往,一次鲁迅在信尾加上一句“吟女士均此不另”,不料萧红对“女士”一词不满,鲁迅回信说:“俏女士在提出抗议,但叫我怎么写呢?俏婶子,俏姊姊,俏妹妹,俏侄女,都并不好,所以我想,还是夫人太太,或女士先生罢。”
      
      由此可见,鲁迅打情骂俏的功夫,丝毫不比他的杂感差。不久萧军萧红这对情侣感情出现裂痕。萧红成为鲁迅家的常客。鲁迅死后,萧红萧军正式分手,萧红与端木蕻良同居,1942年萧红因病重住入香港的玛丽医院,一位记者采访端木蕻良后写道:“初,我问他,鲁迅是不是很爱萧红?他和蔼地说,是吧!你看她对他的房间充满了感情。后来,我又问他,为什么萧红不爱鲁迅先生?他讥诮着说,鲁迅先生勤于写杂文,体力不支,无法进行房事等活动。我想他是一代鸿儒,竟说出这样的话来,不由得暗笑起来。如此想来,萧红无论如何是爱戴鲁迅,真是也只是精神之爱啦。”不久萧红去世。
      
       1935年冬,鲁迅肺病复发,体重只有三十七公斤,此后一直陷入病痛。常言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而在鲁迅身上没有,临死前还写文章《死》,宣称“一个都不宽恕”。第二年十月十九日凌晨,一代“斗士”鲁迅寿终正寝。丧仪在上海万国殡仪馆举行,沈钧儒亲书民族魂的大寿幛,覆盖在鲁迅的灵柩上。全国学生救国联合会送来挽联,上书:“鲁迅先生不死,中华民族永生。”这挽联写得很有气势,但意思反了。
      
      闲聊鲁迅的一生,并不是个轻松的过程,这其中没有丝毫的愉悦和爽快,如同读其作品一般沉重、彷徨、压抑。然而让人奇怪的是,在灿若星河的近代思想先行者中,偏偏就是这个以卖文为生的“刀笔吏”,被抬到了神的高度,沐猴而冠让万民瞻仰。在文革中,惟有鲁迅的作品能与毛氏语录一起供人拜读。这无疑成了近代中国最光怪陆离,风云诡变的幻象。更让人不解的是,时至今日,众多荒唐年代树起的神像一一轰然倒地,又偏偏这个思想领域的“神”,仍然被人扯虎皮作大旗,毫无廉耻的宣称,在鲁迅充满谎言与欺骗的一生中,蕴育出了多么光辉灿烂的思想。正所谓“车无辕不行,人无信不立”。相信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子,竟 “立”有救国救民的思想。这对我们日渐走向思想自由、思想独立的今人而言,该是何等的荒唐和悲哀。鲁迅说在礼教中看到了吃人,而在他的作品中就只能看到 “恨”。在随后的历史中,一次次证明,正是鲁迅的“恨”所导致的“有朝一日权在手,杀尽异数方罢休”,把中国一步步推入深渊。

钧天 | 真实新闻与评述:大陆“洗脚”鼻祖 鲁迅与弟媳“洗脚”

与武毒所合作研究被取消经费 77位诺奖得主抗议美政府

5月21日,77位诺奖得主致信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部长Alex Azar和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主任Francis Collins,要求调查为何砍掉对非盈利组织环保生态健康联盟(EcoHealth Alliance)的资助。 在这封由美国77位诺贝尔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