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诚回忆录:剿共和抗日两面为难 在野的蒋介石帮助筹钱解决危局

历史 Emily 2周前 (06-27) 20次浏览 0个评论

韩正情妇私生子曝光 还有一情人被陈良宇横刀夺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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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诚回忆录:剿共和抗日两面为难 在野的蒋介石帮助筹钱解决危局

事变发生之初,还有一种先抗日的理论,以为中国内部的乱源,都导发于帝国主义的发纵指使,不直接打倒帝国主义,而日事讨逆剿共,乃是舍本逐末。又说先求国内统一,肃清一切反动,而后始能打倒帝国主义者,是为倒因为果。我记得当时我也同意这种看法,于“养”电发出后,仅隔二日又发出一通陈述这种意见的电报。今日想来,觉得当日真是幼稚冲动之可笑。由于义愤填膺而请缨抗日,犹是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应有之举,至以打倒帝国主义为先抗日的理由,是直以“无算”为“多算”,拿政治上的一句口号,当作军事上“无敌于天下”的凭证,岂非不思之至。“打倒帝国主义”这句口号,本是联俄容共后的产物,苏俄制造这句口号,用心至为险毒。因为当时西方殖民主义国家,在落后地区,作恶多端,尤其是英国,近百年在亚洲劣迹昭彰,亚洲人民除少数为其所豢养的走狗外,无不衔之刺骨。如前缅甸总理宇素供词之所说:“吾人宁相信吾人所稔知之魔鬼,而不愿相信吾人所不知之天使”,此言可代表亚洲人民对大英帝国之感想为如何。苏俄洞悉亚洲人民之心情,而又艳羡英帝在亚洲所猎获的权益之丰厚,于是乘瑕蹈衅,提出“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以鼓动亚洲人民反抗以英国为首的西方殖民政策,好藉便坐收渔人之利。所以“打倒帝国主义”,是苏俄赤化世界的一大阴谋,但却是因为英国之多行不义,才使苏俄得到发展此项阴谋的良好机会。国民党接受了这句口号,未尝不知是上了苏俄的当,但因革命环境之过于孤立,由于嘤嘤求友的本能要求,也就不能不互相唱和起来。及至为日既久,积非成是,几视此一含有严重毒性的口号为一泛应曲当之口头禅,人人如此,我一人又何能独异。今日说起来,亦可见当日群言庞杂之一斑。若非委员长有真知灼见的领导,恐怕今日局促台湾一隅的中华民国也未必存在。

两广当局以不抗日为反抗中央的借口,就另外制造一种口号说:“在抗日的旗帜之下,方能统一军令”,他们举出一八七一年普法战争后德意志的统一来作例子,说是先要打胜了外国,然后方能完成统一。姑不论他们口里说的心里想的是不是一回事,就说他们是心口如一的罢,可是这种论证,也迹近歪曲事实。我们知道德意志的统一运动,自一八三四年十七邦的开税同盟,即已开其端。由于工业革命及俾斯麦的治国有方,才达成这一目的。他们早在对法作战之先,即已完成政令军令的统一,其所以一战而胜者,就正是因为军令政令先已统一的缘故。事实俱在,岂可随便加以颠倒?“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解释,是说外侮来的时候,兄弟先要放弃阋墙之争,然后才能共御其侮。未闻阋墙之争不息,同时仍能抵御外侮者。所以军政令不先统一,而能御侮救亡者,此为古今必无之事。那么先安内呢?先攘外呢?当然安内为先了。

先安内后攘外的道理,本极浅显易明,在知识分子之间,但能平心静气的想一想,听一听,自能接受政府的领导,而不致横生枝节。(当然一部分别有用心的人们,自当别论。)倒是非知识分子的士兵群众,对此问题反而往往不易说服。“一二八”沪战发生后,十八军奉到命令马上准备赴援。消息传出,全军欢声雷动,至有如痴如狂者。可是正当准备出发之际,得到共党有将蹑我军之后夺取赣州打通湘赣直捣武汉的计划,当时赣省吉安父老集体向我请愿不放我走,要我留赣继续剿共,他们说:军人以卫国为天职,如果人民都被共党屠杀光了,纵能卫国,但于吾民何益。我允将此意转向中央请示。其时委员长已下野,中枢政务由孙哲生(孙科)先生及陈铭枢等负责,给我的覆示是“请兄相机处理可也”,这是让我自作主张,我应当怎样决定呢?全军奉命抗日,士气之盛,已达极点,一旦改变命令,仍留赣剿共,军心沮丧,可想而知,剿共亦将难以达成任务。不过当时共军围攻赣州甚急,危如累卵,赣民环列请留,情词迫切,事实上亦不容弃置不顾。在无可如何之下,我只得亲赴各军,将共军攻赣阴谋,详予解释,并告以剿共即为抗日初步之理,士兵心理始略为缓和。他们转念不能如愿抗日,完全是因为共党扯后腿的原故,于是把满腔义愤,都拿共军作为发泄对象,这才解了赣州之围。说起来好笑,当我们好不容易说服了士兵剿共应先于抗日之际,无奈既无饷又无粮,部队无法开拔。我们请中央发饷,中央没有钱,向江西省政府挪借,以省库空虚,也筹垫不出,要我们向地方直接筹派。我向官兵征询意见,大家一致表示宁可穷困而死,也不向人民要钱。正在无计可施,幸亏委员长以在野之身,商请浙江省政府筹借五万元给我们,才得济一时之急。饷的问题解决了,粮还是没有着落。经查泰和县存有军粮,因电请南昌行营饬拨救急,不料奉覆不准。部队怎能饿着肚皮打仗?再电呈行营部队断炊情形,请权准动用泰和存粮,这才解决了粮的问题。

但每一官兵所能发给的亦仅敷十日之用。在这种七拼八凑之下,十八军幸而不负民众的期望,一下子就把犯赣的共军击溃。共酋彭德怀仅以身免,他的三个师长一被俘、一负伤、一被击毙,其余共军官兵伤亡被俘者无算,几于全军尽墨。假使当时补给充足,我军乘胜穷追,必可斩尽杀绝,消灭了无穷后患。这一仗可谓大获全胜。但我们事后想来,我们当时转移抗日的军心而为剿共,也未宁不是捏着一把汗干的。

“七七”全面抗战发动以前,“九一八”事变发生以后,在这当中将近六年的期间,大局危疑震撼,人心扑朔迷离,实在是中国朝野极端苦闷的一个时代,其所以然之故,就完全由于“先安内?先攘外?”这一问题的存在而使然。政府攘外必先安内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而在内外夹攻之下,有时亦不能不两面应付,以致有顾此失彼之虞。否则江西共党之为患,又何致劳师数年需要五次围剿之多?我们身当剿共之冲的将领,当时处境,最为狼狈,因为先安内后攘外,是纯理性的主张,而先攘外后安内,则是偏于感情的想法。用理性克制感情,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何况当时一般自命以及为共党捧昏了头脑的所谓进步分子,以指责政府不先抗战为自我标榜之捷径,影响人心极鉅。尤其是头脑简单的我们军人,要想转移我们先抗日的心理,使其不得效死于长城大汉之间,而葬身于深山穷谷之内,其为难于说词,是可想而知的。所以我们在江西几年剿共,真是心力交瘁,无以复加。然而今日结果怎么样?江西逃亡的残共竟已成了大陆的宰制者,我们剿共同志的血白流了,汗白出了,力白费了,这是死也不能暝目的事。在反攻复国大业完成之先,我们后死者的责任是交代不下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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