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诚回忆录:收复共匪的苏区发现人口锐减 女多于男 惨不忍睹

历史 Linda 3周前 (06-27) 24次浏览 0个评论

“旧中国”工人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中吗?

导语:“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语出《孟子•滕文公上》,大致意思是有一定的财产收入的人,才有一定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反之,没有一定的财产收入的人就“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什么事都可能干得出来。这一逻辑恰到好处地运用在教科书的编写中。因为“旧中国”的工人是…

陈诚回忆录:收复共匪的苏区发现人口锐减 女多于男 惨不忍睹

江西剿共结束后,中外新闻记者到劫后共区从事实地调查者,颇不乏人,他们都很注意沦为共区之前和收复以后各地区人口的变迁,兹就手边所有资料,摘录数条如后:

一、黎川之新罗墟,原有居民一千五百人,劫后只存千人。

二、宁都县城原有居民约二万人,劫后只有八千人,约有一万二千人被杀害。

以上两条均见上海德文日报主笔Mr. Simon Eberhard所作《赣省收复县区视察记》。

三、南丰全县原有人口十九万余人,现在仅存十一万四千四百余人,其中男子五万六千余人,女子五万八千余人。共区女多于男为极普遍之现象。

四、广昌城外数里许一村庄,有一大屋,约三十间,谢姓。过去可断为一大家,现则荒凉冷落,仅有男丁三人,而女丁则有十一人。其中有一年似十五六岁之小孩,询之则已二十二岁。又另一村家,则只有中年女子三人,并无男丁。

五、宁都全县原有人三十四万,现仅有二十二万四千四百人,包括男丁十万零一千七百余人,女丁十二万二千六百余人。其中壮丁仅三万五千四百九十四人。

六、宁都县属之长胜圩,全圩面积约十余华里,人口原有一千六百余,自民国十九年(一九三〇)被共党惨杀三百余人,除裹挟以去者三百余人,现仅存九百二十余人。包括女子五百三十八人,老幼二百九十五人,壮丁仅八十余人。

七、瑞金原为赣南最富庶之县份,俗有种一年吃三年之谚,惟自十七年(一九二八)被共党占据时起,至去(二十三)年十一月收复时止,原有之三十余万人口,被杀三分之一,被胁迫以去者六千人,仅余二十一万人左右。尤以知识分子屠杀净尽,办理善后,亦难找得人才。

以上五条均见中央社特派记者钟贡勋所作之《江西农村视察记》。

以上录有的资料,虽残缺不全,不足以见共区人口变迁的全貌,但举一反三,大致的情形,是不会有多大出入的。我们综合起来看,可以得到以下几点结论:

一、在共党统治下的地区,人口不但没有增加,反而普遍的减少了三分之一以上。(总计以上七条所列原有人口为八十五万三千余人,劫后人口为五十五万八千余人)减少的原因,主要的就是由于屠杀。

二、共区人口普遍的女多于男,这纯粹是人为的现象。因为男丁非被屠杀,即被裹挟以去之故。

三、共区因缺乏壮丁,劳动力不敷需求,以致田园荒芜,百业俱废。人民在饥饿线上挣扎,虽已年届成人,而形态犹如儿童

共党由嗜杀而造成饥饿,由饥饿而促成死亡,也就等于慢性的屠杀。其被裹挟以去者,名之曰“工农红军”,其实是供给共酋人海战术充当炮灰之用的原料,也还是一种变性的屠杀。所以共党之残忍嗜杀,实在已到达登峰造极的地步。

孟子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何以一为共党,便如此嗜杀,而毫无恻隐之心?原因就是恻隐之心,是人性的一部份,故唯“人”才有侧隐之心。人人皆知共党是唯物主义者,他们是不承认有所谓“心”的。他们认为“心”也就是“物”,人不过是血肉制成的工具罢了。所以把人用在经济生产上,就是血肉的机器,把人用在战争作业上,就是血肉的武器,而把人用在巩固残暴的统治上,就成了杀之以镇猴子的鸡了。总而言之共产党统治政策的一个最大环节,就是屠杀,这是他们一了百了的得意杰作。其所以敢于如此与古今中外一致拥护的“人道”观念为敌,没有别的凭恃,就因为他们否定人是人,而肯定人也是物。

再则他们认为屠杀是造成恐怖政策的必要手段,而恐怖政策又是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必要手段。换言之恐怖政策的成功,就是共产统治的成功,所以共产党徒不愿意放弃屠杀,正如他们不愿意放弃统治和政权一样。

列宁曾说过:“我们不曾在原则上拒绝过恐怖主义,我们也不能这样。恐怖乃是一种军事行动,可以加以有利的应用。在某些时刻,它甚至于是必要的。”

这话说的太技巧了。岂止某些时刻,恐怖主义是必要的。自始至终,恐怖主义和共产统治就没有分过家。没有恐怖主义,共产统治既不能出现,也不能持久。

邱吉尔的回忆录上,记载他有一次问史太林:“俄国在清党期间(一九二〇到一九三〇)有多少人被杀死或被永远驱逐?”

“一千万人!”史达林很坦白的回答:“这是很可怕的,……但这是必要的。”

以此类推,则大陆沦陷的初期,说被共党屠杀的人民,有三千万……之众,不但不是虚报,而且可能还有不实不尽之处。

三千万人的大屠杀,真是旷绝古今的一次大屠杀了。

黄巢闯献嗜杀,并不讳言嗜杀,张献忠且不惜立碑以表扬其嗜杀。唯共党则不然,共党杀人,明明是师承列宁、史达林的恐怖主义,以遂行其血腥的独裁统治,却往往饰词造说以相掩饰,并多假托人民公意以行之,这种欺人自欺的手法,不但残酷,而且卑鄙。以视黄巢献忠虽凶残而尚能表里如一者,就“匪格”言,也要定属下下。

所以吴稚晖先生批评共党,说他们“好话说尽,坏事做完”,最为要言不烦。比起黄巢辈的“物无不害,恶靡不为”来,可说是匪化的一种“大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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