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崇禧与三位投共国军上将的人生轨迹与恩怨 高下立判

历史 Jacob 3周前 (06-26) 20次浏览 0个评论

过年不放假—-文革时期荒唐的革命化新年

在那动乱的年代里,几乎所有的传统都被当作“四旧”破除了。 1967年,中国开始“破四旧”,大搞疲劳战术,过“革命化”新年:“移风易俗过新年,大年三十不歇脚”“干到腊月二十九,吃完饺子初一早晨就动手干活!”。这一次,人民群众被发动起来了,不准放鞭炮、不准烧香拜佛…

白崇禧与三位投共国军上将的人生轨迹与恩怨 高下立判

白崇禧与三位投共的国军上将(图片:希望之声合成)

香港电视台一名女记者曾经对白先勇(白崇禧的儿子)说:「我们知道,您的父亲是抗日的。」

白先勇摇摇头,回答说:「不,他首先是反共的。」

著名作家章诒和(前交通部长章伯钧次女)曾经问白先勇:「在毛与蒋之间,(白崇禧)最后还是选择了蒋。」白先勇对此的回答是:「他没有选择毛,也没有选择蒋,他选择的是国,中华民国。」

白崇禧与三位投共国军上将的人生轨迹与恩怨 高下立判

白崇禧(图片:台湾国防博物馆/维基)

仅此一点就足以证明抗日拒共的「小诸葛」白崇禧的睿智和正确的选择。而与白崇禧曾经交往过的下面三位投共的国军将领,他们又有着怎样不一样的人生轨迹呢?

张治中

张治中(1890年-1969年),字文白,安徽人,1913年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国民党陆军二级上将,曾经是蒋介石的四大心腹之一。张也是白崇禧在保定军校的同班同学。

据说,白崇禧一生很少说人是非,但最瞧不起的就是张治中,北伐中汀泗桥之役,张治中突然当众下跪帮蒋介石擦拭染血的靴子,白崇禧说:「后来军中骂人不要脸、拍马屁,就说『这家伙是擦鞋的』。」典故就是由此而来。

北伐时,张治中身为师长攻徐州部队溃散,依军法须处死首长,张治中为了求免死,在火车站公开绑上白布跪地哀求蒋介石饶他一命,蒋介石看了他那个样子,可能一时心软,当场下条子「尚属知耻,记枪毙一次」。这两件事,让白崇禧一辈子瞧不起张治中。

1937年抗战开始后,张兼任第九集团军司令,指挥国军中央系部队参加淞沪会战。此后改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兼省保安司令,涉嫌火烧长沙。蒋介石说:「长沙焚毁,精神上之打击,千百倍于战败之痛苦,可耻可悲,莫此为甚。」

张治中虽被革职,但最终张未被枪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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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治中(图片:维基)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为了中国人民的和平和福祉,蒋介石三邀毛泽东到重庆谈判,张治中亲自去延安接毛赴重庆,在重庆保护毛泽东,并护送毛回延安。作为国民政府的代表,张治中却向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抱怨国民政府,为中共宣传

1949年4月1日,张治中率领国民政府和谈代表团,赴北平与中共毛泽东谈判。国民党总裁蒋介石指示:「(一)和谈必须先订停战协议;(二)共军何日渡江,则和谈何日停止,其破坏责任应由共方负之。」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通过了蒋介石的和谈方针,反对中共渡江,明确要求代表团务必遵行。

从4月2日至7日,国共双方代表的谈判进入僵局,代总统李宗仁和前国防部长、华中剿匪总司令白崇禧坚持与中共「划江而治」,保住江南半壁江山。而中共毛泽东则毫无和平诚意,不但坚持将蒋介石、李宗仁、等人视为所谓「战争罪犯」,还蛮横坚持「无论和战,共军均须过江」。

4月18日,张治中派黄绍竑、屈武带回中共最后通牒的《协议(草案)》回南京,劝说代总统李宗仁和行政院长何应钦,被白崇禧痛斥为「投降书」,白决定:只要中共坚持渡江,便不能接纳和议!

随后张群带着《协议(草案)》去溪口向国民党总裁蒋介石请示。蒋看后拍桌怒斥道:「文白无能,丧权辱国!」

4月20日,李宗仁、何应钦正式电告张治中:国民政府拒绝签字。

第二天,4月21日,毛泽东便下令百万共军强渡长江,中华民国首都南京沦陷。

张治中则于北平和谈中投共,后任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革中央副主席」、「和平解放台湾工作委员会主任」等职。

1949年9月8日,毛泽东希望张治中劝降国民政府新疆守军,张治中向毛表示「我早有此意」。张治中立即给中共在伊宁的负责人邓力群打了电报,请他转告新疆警备司令陶峙岳将军和省主席包尔汉,要他们正式宣布与广州国民政府断绝关系,并与中共彭德怀接洽投共。由于张治中的去电,国民党新疆守军不战而降,新疆于9月26日沦陷。

1958年,毛泽东发动大跃进,大搞人民公社化,农田荒芜无人耕种。9月10日至29日,张治中陪同毛视察了湖北、安徽、南京、上海、杭州等地。回来以后,张治中写了《人民热爱毛主席——随毛主席视察散记》一文,发表在《人民日报》上,为毛歌功颂德。

文革爆发后,张治中等一票投降中共的国军将领都受到冲击,据张治中长女张素我的回忆,文革期间,她家被红卫兵多次查抄。红卫兵手拿皮鞭罚张素我爬进地下室和上层中间的一个狭小空档,她只得乖乖服从。

有一天,红卫兵又来抄家,指着张治中问:「你是谁?」张治中很生气。红卫兵砸了只花瓶,又拿走了张治中的佩剑,还责问为什么不挂毛像和语录,出门时将一把切西瓜的小刀也视为武器掳走,扬长而去。

为了不惹麻烦,张治中让人买回毛泽东像和语录。后来情况越来越糟,张治中熟识的一大批中共的所谓「开国功臣」被打倒、被关进「牛棚」,被拉出去游街示众,甚至被逼死,一些民主党派人士也受到冲击,张治中保持沉默,每天看着报纸,一言不发。后来张治中被列入中共的所谓「高级民主人士」行列,才幸免了直接人身迫害

生命的最后3年,张治中每天晚上都问儿子有关文革的情况,问谁被打倒了,谁被抄家了。他对儿子说:「文化革命」比军阀混战还乱。谁也管不了谁,政府说话也不管用。」

1969年4月,张治中病亡于北京

黄绍竑

黄绍竑(1895年~1966年),字季宽,广西容县人,1914年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国民党陆军二级上将。黄绍竑是白崇禧的广西同乡和陆军小学同学。黄绍竑与李宗仁、白崇禧并称新桂系三大巨头。

1949年4月18日,国民政府和谈代表团团长张治中派黄绍竑、屈武带回中共最后通牒的《协议(草案)》飞抵南京机场。

白崇禧在机场得知《协议》内容后,当面斥责黄绍竑:「这样的投降书,亏你还能够带回来!」

当晚,李宗仁紧急召集桂系核心人物开会,最后商议定夺「战与和」问题。

黄绍竑在会上极力宣扬鼓吹毛泽东,称「识时务者为俊杰」,力主与中共签字「议和」。而手握桂军兵权的白崇禧则坚决反对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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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绍竑(图片:维基)

由于当时黄绍竑被中共在北平的盛情款待和伪善谎言所欺骗迷惑,回来后多次劝说李宗仁、白崇禧「识时务」投共,遭到白崇禧斥责后,黄一意孤行,于1949年底独自赴香港北上参加中共政协,被选为中共政协人大常务委员。

1957年,毛泽东引蛇出洞,号召党外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给共产党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宣称「言者无罪」。

黄绍竑于是说出心里话,「我觉得过去某些地方某些工作上,没有通过人民、通过政府,而直接向人民和政府发号施令……这样会造成很多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问题。」他表示,光是整风而不建立法律制度就无法永久保持整风的效果。另外,他还建议人大常委、政协常委专职专业,认为「兼职本身就是官僚主义」。

因其这一番话,1957年黄绍竑被打为「右派头子」,随后公职被免。面对大批判,他两次服安眠药自杀,都被人救回。文革中,黄绍竑家被抄,家中连吃饭的钱都没有,黄本人也遭到多次批斗,被打得奄奄一息。不堪凌辱的黄绍竑于1966年8月31日下午,在家中以剃刀刎颈自杀。

唐生智

唐生智(1889年~1970年),湖南人,1912年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一期步兵科,国民党陆军一级上将。唐生智比白崇禧早一年进入保定军校。

1926年3月25日,广州国民政府派遣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参谋长白崇禧秘密前赴长沙,说服自任湖南省长的唐生智参加国民革命,唐部军队被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唐任军长。这样,广州国民政府才拥有了八个军和粤桂湘三省力量联合,蒋介石总司令于是7月9日在广州宣布北伐。白崇禧受蒋总司令特别邀请,出任北伐国军总司令部参谋长,行使国军参谋总长职权,并曾一度任北伐国军代总司令,替蒋中正指挥北伐国军。国民革命军八个军从广州出征北伐时,总兵力尚不足7万人。

1927年4.12清党剿共和龙潭战役(南京保卫战)大败孙传芳10余万敌军之后,北伐国军本可乘胜逐北,会师北平,讨伐奉系军阀张作霖,平定东北,提前完成北伐统一大业。不幸在此中途期间,在苏联顾问鲍罗廷和汪精卫的煽动下,唐生智在湖南湖北起兵叛乱。国民政府派遣白崇禧为西征总指挥讨伐叛逆,唐部叛军在大败后,又投降归顺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

白崇禧晚年接受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专访,在《白崇禧先生访问记录》中,指唐生智「野心甚大」、「反复无常」。

1937年11月,日军进攻南京时,在蒋介石召开的最高军事会议上,唐生智与潜伏的共谍刘斐力主死守南京,唐生智并信誓旦旦,发誓与南京共存亡,被蒋介石任命为首都卫戍司令长官。

唐生智下令封锁南京通往江北的线路,扣留渡船,使得大量军民不能撤离。12月12日,唐在未部署撤退的情况下,突然下达弃城命令,自己乘汽艇逃跑。南京守军失去指挥、发生混乱,第二天南京陷落,随后发生了南京大屠杀。

白崇禧与三位投共国军上将的人生轨迹与恩怨 高下立判

唐生智(图片:天竺鼠/朝日新闻社,1941年)

荒唐可笑的是,南京陷落与遭受屠戮的两个责任人:唐生智和刘斐,在中共窃国后竟然连手合写了《南京保卫战》一书,在80年代出版,从此成为大陆人认识抗战史实及南京大屠杀的权威资料

1949年8月,共军强渡长江,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一级上将)、国军第一兵团司令官陈明仁(中将)和唐生智率部近8万人叛蒋投共,导致白崇禧精心策划构筑的华中反共联合防线遭摧毁,长沙沦陷。

投共后,唐生智担任中共湖南省副省长、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全国人大政协常务委员会委员职务。

1968年文革期间,林彪等人提出湖南有刘少奇、程潜、唐生智这「三条黑线」,其中程潜和唐生智是国民党的「残党余孽」。

1968年2月,中央军委文革项目组南下长沙,要求唐生智检举其旧部下贺龙的历史问题,唐被当地造反派抓去湖南省政协上「学习班」,一关就是十个月。

1970年,唐生智肠癌复发入院,病房里整天都有人监视,于4月6日病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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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那个特殊的年代,在那个「选边站」的年代,每个人都面临同样的选择:是去是留?三位投共的国军将领在他们生命的最后时刻是怎么想?是否还有一丝悔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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