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回国报效却被报销的大师们

历史 Jacob 2周前 (06-26) 13次浏览 0个评论

过年不放假—-文革时期荒唐的革命化新年

在那动乱的年代里,几乎所有的传统都被当作“四旧”破除了。 1967年,中国开始“破四旧”,大搞疲劳战术,过“革命化”新年:“移风易俗过新年,大年三十不歇脚”“干到腊月二十九,吃完饺子初一早晨就动手干活!”。这一次,人民群众被发动起来了,不准放鞭炮、不准烧香拜佛…

关于知识分子拒绝国外的优厚生活,拼命要回来鞠躬尽瘁的故事,我们已经可以背出很多了。钱学森同志一个人能顶五个师的光辉事迹,成为佐证知识分子应该如何报效祖国的标配。说实话,我一直没有查出这种桥段到底出自于哪个小说家之手。因为在真实的历史中,学成归来没能为祖国报效,却被祖国报销的事倒是很多。比如钱学森的同学,同样是海归的徐璋本,因为不认同马克思主义,自己号称参选国家领导,结果坐了22年的牢。

徐先生还算好的,毕竟有钱学森这种红色标兵当同学,保住了性命。还有大把要报效祖国的海归,命都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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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铁宝

董铁宝是名副其实的中国计算机之父,作为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博士,参与了第一代计算机伊利亚克机的设计、编制程序和使用。1956年,国内号召大规模向科学进军,在周公的邀请下,董铁宝和夫人植物学专家梅镇安带着三个年幼的孩子绕道欧洲,行程万里,历时3个月回到国内,在北大任教。1968年10月,北大掀起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他的海归背景成为“特务”指控的重点,被隔离审查,不准与家人见面。董铁宝不堪受辱,上吊自杀。刚上中学的子女被下放农村

被周公三番五次盛情邀请回来的,还有数学泰斗、云南大学奠基人熊庆来。1957从法国回到大陆,在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进行研究,培养了诸多后来的数学大师。文革开始后,长时间被批斗和折磨。1969年2月3日,他没有留下任何遗言,留下了一桌子罪行交待材料后,在家中突然身亡,死因至今讳莫如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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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毓泰

另外一个1955年被周公亲自从机场迎接回来的留美教育博士董时光,连自杀都没有赶上,直接被当做“大右派”毒打致死。他在美国的时候曾经大骂美国人出兵朝鲜,不可谓不爱国。但是回来后在因为运动中给学校党委提了点意见,被作为极右分子处理,送去劳改。由于常年饥饿,一个堂堂博士,饿到去捡马粪中的没有被消化的胡豆充饥,就这样居然被诬为偷吃马粮,被当场打断三根肋骨,吐血而亡。

如果要细数,这种例子多得让人无法呼吸。比如在董铁宝自杀后没几天,同在北大的物理系教授,南开大学物理系的创始人饶毓泰也上吊自杀。在几天前自杀的还有后来被追授“两弹一星元勋”的赵九章,都是资深海归。当然,他们并不是所谓的极个别。因为单单在1968一年,仅中国科学院自杀的一级研究员,就多达20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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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九章

在此不想再说这些悲剧的客观原因。我们来考虑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这些中国顶级的菁英,在经历了中外社会环境的对比之后,还是会被简单的爱国主义情绪所煽动,轻而易举的交出自己宝贵的人生?学识为什么没有转换为见识?

在我们日常的理解中,知识菁英既然拥有非凡的学识,理应具有非凡的见识。特别是在一生也许只有一次选择机会的重大历史关口,他们理应得比常人更有远见卓识,更能看穿事情的本相。

但很遗憾,显然答案不是这样的。我们可以看看一张图表,标明的是民国“中央研究院”第一届81名院士,在1949年的人生抉择。

中研院院里14个单位,成建制迁台的只有管理机构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和历史语言研究所,占中央研究院14个单位的14%,其余11个自然科学研究所以及社会学所,全部留在了大陆。至于中央研究院81位院士的去留,去台湾的10人,去它国的12人,留在大陆的近60人。下面是81名院士名录,各个赫赫有名:

数理组院士28人:姜立夫,许宝騄,陈省身,华罗庚,苏步青,吴大猷,吴有训,李书华,叶企孙,赵忠尧,严济慈,饶毓泰,吴宪,吴学周,庄长恭,曾昭抡,朱家骅,李四光,翁文灏,黄汲清,杨钟健,谢家荣,竺可桢,周仁,侯德榜,茅以升,凌鸿勋,萨本栋。

生物组院士25人:王家揖,伍献文,贝时璋,秉志,陈桢,童第周,胡先骕,殷宏章,张景钺,钱崇澍,戴芳澜,罗宗洛,李宗恩,袁贻瑾,张孝骞,陈克恢,吴定良,汪敬熙,林可胜,汤佩松,冯德培,蔡翘,李先闻,俞大绂,邓叔群。

人文组院士28人:吴敬恒,金岳霖,汤用彤,冯友兰,余嘉锡,胡适,张元济,杨树达,柳诒徵,陈垣,陈寅恪,傅斯年,顾颉刚,李方桂,赵元任,李济,梁思永,郭沫若,董作宾,梁思成,王世杰,王宠惠,周鲠生,钱端升,萧公权,马寅初,陈达,陶孟和。

台湾的有李济、董作宾、袁贻瑾、王世杰、傅斯年、朱家骅、李先闻、王宠惠、凌鸿勋、吴敬恒10人;陈省身、李书华、吴宪、林可胜、汪敬熙、陈克恢、李方桂、赵元任、吴大猷、萧公权、胡适、萨本栋(1949年1月在美去世)12人远走海外。

从表中就可以看出,这些当时中国知识界的代表性人物,全中国最聪明的大脑们,高达74%的人,对社会发展方向产生了严重的误判。这些误判不仅是对他们的学术生涯产生了不可挽回的影响,甚至其中很多位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在后来的政治运动中不幸自杀或者批斗致死的就多达14个,其中既包括饶毓泰、叶企荪、陈寅恪这种泰斗级的人物。也不乏谢家荣这样全家集体自杀的。而即便侥幸苟活的,也少有没有挨整、挨批的,不要说再做学术研究,保命保平安就已经不错。至于郭沫若、冯友兰这种在严酷的环境下扭曲如蛆虫,尔曹身与名俱灭,可恨又可怜,就更不必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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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家荣

相反,有些学识不咋样的知识分子,比如徐志摩,见识却是一流的。

苏俄革命成功后,在中国吸粉无数。甚至连胡适这样的人,刚开始也是即为欣赏的,认为苏维埃是“伟大的试验”。但徐志摩则不然。1925年3月,他去欧洲游历,专程取道苏俄考察。他从社会观察的角度接触了各个阶层的人物,甚至专门拜访了托尔斯泰的女儿。整个苏俄社会的麻木和野蛮,让他大为震惊,在他的《欧游漫录》中,他这样描述:“他们相信天堂是有的,是可以实现的。但在现实世界与那天堂的中间隔着一座海……于是他们决定,先实现那血海。”他对于列宁的评价是:“他不承认思想有错误的机会……铁不仅是他的手,他的心也是的。”

豪不夸张的说,即使到了真相揭开的今天,还有大把的知识分子没有达到徐志摩的见识。

很显然,诸如董铁宝这类的悲剧不仅仅在于错误的理解了爱国主义。更要命的在于没有真正理解知识分子的终极使命。那就是:

对于知识分子而言,一生所学到底为何?爱国主义是不是必须考虑的最高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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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和汶川大地震到底死了多少人?

1976年7月28日,河北省唐山市发生大地震之后的惨况。 在1949年中共建政后,迄今为止,已发生了很多次大地震,其中的唐山大地震和四川汶川大地震给国人留下了相当惨烈的记忆,但直至今日,关于两次大地震的死亡人数都没有确凿的数字,中共官方和民间数字相差巨大。 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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