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经历的“教育革命”

历史 Emily 3周前 (06-26) 28次浏览 0个评论

毛死亡现场中共高层的表演

文革烧日记和写回忆录 一九六零年中国青年杂志社通过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向我征求稿件。田在中南海南楼的宿舍,和我贴邻。他平时知道我喜欢作点杂记,其中个别篇章,他还看过,这是他劝我选一、二篇刊登出去。 自从一九五四年,我被任命为毛泽东的保健医生以后,空下来我将平日…

我经历的“教育革命”

“发人深省的白卷”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我刚刚小学毕业。全国所有学校都停课了,整个社会陷入一片混乱,我们升中学的程序自然也中止了。

经过近两年的“斗、批、改”和抄家、串联、武斗,1968年初,学校被要求“复课闹革命”,我们也直接“被分配”成了中学生。虽然是“复课”了,但主要是“闹革命”,绝大部分时间都用来政治学习、参加运动和到工厂学工,下农村学农以及学军拉练、挖防空洞了。即使学习了一点“文化知识”,语文多限于毛泽东、鲁迅著作,数学不过一次方程,英语也只学会几句革命口号。一年后的1969年,我们就“毕业”了。“根正苗红”的同学开始分配工作,留在了城市;家庭出身不好或家长“有问题”的同学则上山下乡,作为“知识青年”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便是到晋东南地区插队的知青一员。

三年的插队生活,艰苦和劳累自不必说,最痛苦的是精神苦闷。特别是在1972年末知青们迎来选调招工,大部分同学有了工作之后,依然留在农村知青成了被一再淘汰的“筛子底”,几乎没有了前途,甚至看不到希望。我不幸再次成为其中之一。

尽管如此,年轻人依然有幻想。我的最大幻想,就是继续上学,上大学,求知识,靠知识改变命运。虽然在那个年代,这样的幻想近乎说梦,但有梦总比绝望强。

1973年春天,我们插队的第四个年头。“文革”后全国高等院校首次大规模统一招生的消息,悄然而迅速地在各地流传,犹如兴奋剂,使许多知青顿时从近乎麻木了的精神状态中活跃起来。上大学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事情,文化考试简直是我们这些“可教育好的子女”的福音!“政审”终于不再是唯一条件,分数总算有了一席之地。“网”开一面,我们的命运或许真的会有转机了。许多同学纷纷拾起扔下多年的课本,昼夜苦读,都准备去碰碰运气。

由于只有小学文化水平,我不得不找来所有能够找到的初中课本,从第一课开始“生啃”、“硬灌”,三个月生吞活剥地“掌握”一些基本常识后,就走进了考场。那时,我唯一觉得还有些“把握”的是,这些年自己没有放下书本,读了不少杂书,在文史方面能够拿到分。但对数理化,我连得分的指望都不敢有。

两天考试以政治、语文、数学、史地为序。除了数学,我自认为都正常发挥了。对政治与史地成绩,我也很自信。这样三门成绩加起来,可以弥补数学的缺憾。

考试成绩出来了,据说我在录取名单中。那时候,没有公布成绩的做法,我们听到的都是“小道消息”,但那肯定是确实的,因为已经先后有暨南大学和山西师院的招生老师找我谈过话,就一些历史知识进行了面试,明确表示了招收我去读书的意向,而且都是我喜欢的历史专业。

政治风云变幻莫测,辽宁知青张铁生一纸“发人深省”的“白卷”,把不知多少年轻人的梦想化作泡影,无可挽回地破灭了。考试成绩非但没有证明我们学习的成果,反而成为我们“追随修正主义教育黑线回潮”的“罪过”。重新录取的结果,我“落榜”了,取代我的据说是一位与县武装部某领导“关系很好”的女生。

坦率地说,这件事给我的打击很大。我回到村子里,三个月不给任何人写信,埋头在地里干活,闹得家里人以为我寻了短见或出了什么事情。也是从那时起,我知道了什么叫做“拉关系”、“走后门”,知道了这世界的无常。

一出“决裂”闹剧

1974年,高校继续招生,但不再进行文化考试,改为“与贫下中农座谈”,通过座谈“考察”学生“在三大革命实践(阶级斗争、劳动生产、科学实验)中的收获”。当然,参加座谈会的前提首先是“获得贫下中农推荐”。

因为“政治第一”,因为需要“审查”,我必须将自己的思想对“组织”做一个交代。因此,写了两篇东西,一是《倒退是没有出路的——谈谈我在斗争实践中对上大学的认识》,二是《对我父亲历史问题的认识》,两份材料中,紧跟形势“上纲上线”是必须的;检讨和批判去年“迎合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深挖自己的思想根源”是必要的;但我始终没有说出“扎根农村革命”的话来。我不想“堵死”自己可能的出路。

我过了“推荐关”,准备参加座谈。文史哲、数理化知识没用了,转而背诵毛泽东“水土肥种密保管工”的“农业八字宪法”、“廿四节气歌”以及各种农谚之类,而且要做到能够逐一解释清楚,并用实例说明。我多少还幻想拼一下。

座谈会依然在县一中,考生与贫下中农代表围坐在一起,有问有答,倒也中规中矩。我发现,那些贫下中农代表比我们还紧张、拘束,想必是从没见过这场面的缘故。其实,我们和他们都是被摆布的“玩偶”,座谈会只是个“过场”,招生结果完全被“政审”或“后门”操控着。对于这一点,由于有了去年的“经验”,我是有思想准备的。

不过,那年招生,我们县出了一大“新闻”——一位被录取的知青放弃了升学的机会,“与旧思想、旧传统决裂,立志扎根农村干革命”。县里发出号召,要全县知青向他学习。这事来得突兀,蹊跷,让我们充满了疑惑,不相信那是真的。于是千方百计打听“内幕”和真相。原来,那位知青在与某领导谈话时说了一些大话、套话,竟被领导“重视”了,马上派人总结了他的“先进事迹”,“树立”他为典型。为了锦上添花,又一手导演了“录取了又放弃”的闹剧。

有了“与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的榜样”,我们也不得不“表态”。招生接近尾声时,我奉命在县报《长子通讯》上发表了一篇短文《一生交给党安排》,其中写道,“在对待‘理想’和‘前途’问题上,存在着两条路线、两种世界观的激烈斗争。我们革命青年,以党的需要、革命的需要为自己最崇高的理想;为人民服务就是我们最好的前途……被录取了,要坚定为革命学习的方向,在党和毛主席的关怀下,认真读马列的书和毛主席著作,努力掌握文化科学知识,走又红又专的道路,以便将来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未录取,也决不灰心丧气。要愉快地留下来,继续虚心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农村也是大学,可以大有作为。”

看得出来,我那时虽然还有幻想,但已知道无望。表态也是在安慰自己。所以,当落榜的消息传来时,我平静地接受了。

不错的“推荐意见”

1975年的招生,连座谈会的形式都没有了,按照“推荐——政审——录取”的简单程序进行。那时,我已经在县五七办公室“帮助工作”几个月了,自以为总比在村里干农活有“优势”,所以第三次争取上学的机会——尽管那时父亲依然没有“解放”。

办公室司主任找我谈话,希望我安心留下来“写材料”,领导会考虑把我转为“正式干部”的。我当时连想都没想就回绝了,明确说,如果有升学的机会,我还是希望去上学。主任听了,脸色一下子变得很难看,扔下一句“你自己掂量吧”就走了。

我把这事与几位好朋友说了,他们都说我不懂“人情世故”。在县里当干部是多少人求之不得的事啊,你“不识抬举”,一口回绝,连这几个月“帮助工作”的“成绩”都抹了。想上学,难了。我也知道,这事处理得莽撞了,但事已至此,我不可能回头去“检讨”、“乞求”。我决心走下去。

第一关还是“贫下中农推荐”。我回到村里找支书商量,支书说,算这次是第三次了,你能成吗?我说,你再给我个机会,一定成。支书比我大不了几岁,我俩打过架,也喝过酒,保持了一种他既想“管”又怕我,我既“服从”又“威慑”他的关系。他明白,即使我上不了学,也不会永远留在村里,所以决定还是推荐我,并且说,“这次咱们弄好点”。什么叫“弄好点”?我保存了当年的一份评议记录原件,全文如下:

“对升学青年张刃同志的评议

时间:1985年8月13日晚10点30分

地点:万村大队学校院里

参加评议人:××××××27名

评议主持人:苗满川

记录人:张玉胜

评议开始:

王安根(革命干部):从天津来到万村是不简单的。经五年插队,这个同志思想波动不大,在言语、行动上看不出什么看不起农村的表现。并任知青排长做学生的思想工作,遵守制度比较好。劳动不怕苦累,自己腿有些痛仍然坚持劳动。对办板报搞得好,在政治夜校讲课耐心细致,尽量用当地语言让贫下中农听懂。(手章印)

郭福先(革命干部):插队以来无论工作、学习比较先进,学习钻研,跟得上形势,群众关系好。不随便外出乱跑,有事请假。不遭(糟)害群众的东西,遵守纪律严格。对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付(符)合贫下中农的要求。这个同志住万村时间较长,从天津来到万村锻炼是不简单的。(手章印)

王群只(革命干部):这个同志已经五年啦。自从插队以来,思想没有什么顾虑,不论搞宣传板报、劳动都很好。73年在大队菜园很负责,对学农业技术很虚心,表现很好。曾任知青排长给学生解决问题。从天津来到万村从不叫苦。(手章印)

鲍占元(下中农社员):我和他接触很近,在我家住。自从来到万村任知青排长,在劳动方面抓得很紧。学习也很紧张,每次我到他那里(他)都在学习。他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时间较长,但回家时间很短。(指纹印)

王建明(贫农社员):他各方面表现都好,我同以上几个同志讲的一样,不再重复啦。(指纹印)

王生龙(贫农社员):自从来到万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不错,对政治夜校学习很关心。(手章印)

王芝则(贫农社员):自从插队以来,在劳动、学习中抓的很紧,劳动也很好,虚心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同意推荐这个同志升学。(手章印)

主持人:苗满川(手章印)

记录人:张玉胜(手章印)

大队意见:根据该同志插队以来在我队表现。确实在学习、劳动各方面表现都很好,深受广大贫下中农欢迎,为此一致同意该同志上学继续深造。

长子县南陈人民公社万村大队革命委员会(章)

支部书记郭金玉(手章印)”

对这份记录,需要几点说明。

1)这份原件本应该存入我的档案的,怎么会留在我手里,已经记不清了。从我保留的正式推荐意见草稿看(由我起草,文字比较通顺、完整,也严谨许多。既“突出政治”,也有不少溢美之辞),可能另有副本或抄本。因为没有原始记录是不可能的。

2)发言者中,王安根是前任支书;郭福先是时任大队革委会主任;王群只是1937年的老党员,我跟他在菜园劳动过一年;鲍占元是我的房东,“四清”时的下台干部;后三位都是我所在生产队的小字辈。主持人苗满川是生产队长。记录人张玉胜是大队会计。那时在农村,盖手章、按手印都是很严肃的事。

3)我当知青排长是在插队之初,几个月后,同学们就四散搭伙,各自“独立”了。1972年大部分同学分配工作,村里常年留守的只有几个同学,我是“驻守”时间最长者。

4)“腿有些痛”是指我插队一个月,就因雨地久蹲间苗导致双脚神经麻痹,后又发生肝炎。“写板报”是指从1970年起,我就负责写、画大队部外面的两块黑板报,坚持了五年。“政治夜校”是指1975年全国“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中,我做“理论辅导员”给社员讲课。至于“不遭(糟)害群众的东西”,似乎是想说我的好话,却无异于“指控”我比“糟害严重”者要好些。实际上,我每年看青护秋,还确实“保护”了集体财产。

不清的“3%”

有了“弄”得不错的推荐意见,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接下来的“关口”还多着呢。由于我拒绝了留下当干部,五七办公室是不会给我支持了;父亲历史结论不能改变,我政审依然不好“过关”。必须想点“办法”了。我知道,舅舅的一个战友在我们军分区当领导。去年我落榜后,妈妈就曾经说,要不要去找找他。我觉得那很“丢人”,便放弃了。今年,我准备试一试。

一天傍晚,我走了70里路,来到军分区大门外,通过哨兵联系,被带到了一座小楼里,见到了那位叔叔。他知道了我的来意,说,若在两年前,这事不难办。现在全国反“走后门”,批“资产阶级法权”;当地的派性斗争又很复杂,许多事不好办。我看他为难,没有再说什么,就告辞了。临出门,他说了一句:过几天,你去找找县委书记看。这话让我摸不到头脑,又不能多问,只好走了。但这段进军营,走后门的经历,却是难忘的。

回到县里,我继续找各种有用或没用的“关系”,打听准确或不准确的消息,而且真的去找了一次县委书记。他说他知道我在县里的“表现”,也希望我能去上学。又说他很快就要调动工作了。我们谁都没提军分区那位领导的事,就结束了谈话。

开学的日子早就过去了,许多人陆续拿到了录取通知书高高兴兴去报到了,我还像没头苍蝇似的到处乱撞,而且希望越来越渺茫。11月1日那天上午,我正在县城十字街口漫无目的地走着,忽然听到一位同学喊我的名字,叫我马上去拿录取通知书。我大喜过望,飞快地跑到了县招生办。

录取我的是“天津财贸学校”,中专,会计统计专业。尽管我对这个学校一无所知,对会计统计毫无兴趣,而且这个结果与我的理想相去甚远,但我依然如同抓住了宝贝似的,拿过通知书跑到了街上。我在县邮局给家里发了电报,立即回村里去办各种手续。从城里到万村20里山路,从万村到公社所在地南陈8里,两天时间,我穿梭般往返,顺利办好了一切。最后一天是处理东西。大部分衣物被我连卖带送换了路费;农具留给了房东老鲍;会计说我曾经吃过队里杀猪时的一副下水,没给钱,我却实在没钱可付了。最终还是队长“拍板”:先记下,以后再说。

直到被录取,我都没有再和军分区的叔叔以及县委书记联系,他们也没有找过我,没有任何信息。我不知道我的被录取与他们有没有关系,真的很难判断。但我宁肯相信是他们帮助了我。据说,我是作为“可教育好的子女”被录取的,而那样的名额,按照政策规定,只有招生总数的3%。我果然幸运吗?不知道。

1975年的11月3日,我最后一次步行20里,从万村走到东田良火车站,坐上了经河南新乡转北京回天津的列车。从此结束了我5年零5个月23天的插队生活,开始新的学习。

不上课的“教育革命”

1975年11月5日,我到天津财贸学校报到。开学已经一个多月了,同学们都去了天津五金公司水暖批发部见习。这是“教育革命”后新的“教学方法”,没上课先见习。

我生平第一次与商业批发工作打交道,而且是会计工作,虽然很新鲜,但没有什么兴趣。两个星期过去,只是留下一些印象而已。这期间,与同学们倒是熟悉了许多。大家都是“工农兵学员”,全班44人,除了来自天津各单位在职生,郊县的农村生,就是我这样的插队生了。在职生有工资收入,农村生和插队生每人每月给12.5元的助学金,学费则是免交的。

见习回校后,开设的课程除了必学的马列毛著作、哲学、政治经济学之外,和专业沾点边儿的只有《商业经济》一门,而且没学几天,就开始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事情是从北大、清华而起,教育界自然首当其冲。我们每天都要读报、学文件,写批判稿,开批判会,校园里还用苇席圈起了大字报张贴区,如同文革初期一样,批判文章、图片漫画铺天盖地。我对这些早已失去了“热情”,随波逐流而已。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我们学校设了灵堂。1月12日还开了追悼会,我哭得一塌糊涂,真的从心里哭中国,哭百姓,哭命运,哭说不清楚的种种……那是我迄今记忆中有限的几次痛哭之一。回到家,我写了同样迄今写作中唯一一首长诗。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在继续,正式的课程更少了。1976年3月,学校搞“开门办学”,把我们都拉到距天津几百里外的蓟县去。我被分配在城关供销社,每天站柜台,卖油盐酱醋,间或学着记账之类。当然,写大批判稿、参加军训(包括打靶)也是“必修课”。那期间,传达了毛泽东关于“批邓”的18条指示,紧接着就发生了“四五”天安门事件。大家都感到,中国要乱,世界要变,但却不知向何处去?

1976年7月28日的唐山大地震波及京津,天津的破坏尤其严重,学校完全停课,并很快接受了到灾区宁河去抗震救灾的任务。我们到达后,自建席棚,自行开伙,开始负责清理县五金公司完全倒塌了的仓库,把埋在废墟里的物资一点点挖出来,整理造册。这项工作我们干了两个多月,其间,经历了毛泽东逝世和粉碎“四人帮”两件大事,11月初才回到学校参加“揭、批、查”运动。11月15日的强烈余震,再次打乱了正常生活,直到1977年初,才开始多少学习了一些“专业课”,无非会计统计基础知识。而那时,距离我们“毕业”只有几个月时间了。

1977年夏天,我们“毕业”了。那个年代,毕业分配关系到今后工作的好坏,甚至可能影响人的一生。暑假期间,许多同学到处托人情、找关系,希望分配一个好的单位。就当时的“行情”讲,天津财贸系统(不含金融)最好的单位是外贸,其次是一商(工业品),再次是二商和供销社(农副产品及饮食服务),而且后者所属基层中,集体所有制单位很多,人们当然都不愿意去。分配权是掌握在学校和班主任手里的,同学们“攻关”自然是向他们“托情”。我却不屑于此,和朋友们痛痛快快玩了一个假期。10月下旬通知我们去学校拿分配单,一些学习成绩并不好的同学都分配得不错,有的郊县来的同学都分配到了市外贸公司,而我的去向是第二商业局。

分配工作后,我先是下车间做了钳工,后调厂部写材料,再“借”到局机关,直到“转正”,始终没有放弃上大学的念头。由于当时的政策,中专毕业三年内不能参加高考,从1978年起,我先后读过夜大、电大,1983年,作为在职干部考入中国工运学院脱产学习,算是读了全日制的大专,完成了“学业”。但我知道,自己永远没有毕业,也不可能毕业了。

 

钧天 | 真实新闻与评述:我经历的“教育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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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毛发动的历次政治运动中,1959年庐山会议后的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与其他政治运动有明显不同——其他政治运动重点打击的是“黑五类”,此次政治运动重点打击的是“红五类”。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因为在经过镇反、肃反、反右运动之后,凡是跟“黑”类沾边的人,皆如惊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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