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暗年代里一段充满人性光辉的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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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大坝溃坝多可怕?一天内冲毁南京

中国近日暴雨成灾,也让三峡大坝溃坝的忧心再度浮上台面,中共官媒也坦承「三峡库区水位已超出防洪限制水位近2公尺」,中国著名旅德水利专家王维洛更坦言「三峡工程所谓防洪是骗人的」,如果真的溃坝有多可怕?微博一篇分析具体伤亡的文章疯传,短时间阅读量就突破10万人,却被…

人生能结识一知心友人已难,能有-异性知己更难,但若能有一忘年之交的异性知己,则难上加难。现在社会上有个流行词曰“代沟”,即谓两人年龄相差超过了一代(一般指20岁以上),他们之间在思想、见解、感情等诸多方面就会出现一条“鸿沟”,彼此产生隔膜,甚至思想上无法交流、沟通了。所谓“忘年交”即在两个年龄相差甚为悬殊的人之间,不但不存在“代沟”,反而更能有诸多的共识,诸多相通的情怀与感受。甚至到了无话不说的程度。

近年随着网络和电视剧的“飞入寻常百姓家”,又产生了-个新潮词汇“闺蜜”。所谓闺蜜,即是“闺中密友”之谓也。最初是女性之间的专用词语。但随着社会的进步,这词语也进入了男女之间,即男女二人间,可以完全相互信任,互相视为异性兄弟姊妹-般。有委屈的时候可以相互倾诉,有感情烦恼的时候可以相互攀谈。这样的友情自然令人艳羡不已。尤其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共当局大搞政治运动,以检举、揭发,告密,出卖朋友亲人为“进步”表现的年代里,本人却有幸遇到了这样-位忘年之交的“闺蜜”。真是难得的缘份,说来还真有点话长。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毛泽东暴政统治下的“土改”运动使我的家庭在经济上完全破产,陷于家徒四壁的穷困之中。1953年我初中毕业后,由于经济困难,只好去投考了一个属一机部的两年制中专,学习工业统计专业。因为该校不但不交学费,还每月发给12万元旧人民币(合今人民币12元)的助学金。当时一月的伙食费只消5万元(旧币。下同),还每周吃三次肉。我一月只用两万元钱买点洗涤类的卫生用品,其余的钱拿去接济我的父亲和姑姑。

我父亲37岁才得我这个“独子”,先前育有一女名韵华,我这位姐姐不满8岁便患了肺结核,那时没有抗结核药,差不多像现在患癌一样,无药可救不治夭亡。母亲悲伤过度,在我两岁时便离开人世。父亲未再续弦。我的姑姑(父之妹)小时因罹患小儿麻痹症成为残疾人,终生未嫁,父亲将我“过继”在她名下,她便在家像母亲一样将我带大。姑姑严植芬知书识礼,尤爱文学,从小在文学上对我的熏陶和影响,使我终于走上了文学之途。1950年我祖母去世,一家就剩下我们三个人了。

1953年1月29日我还未满16岁,便第一次离家外出去读那个中专,当时(它设在金堂县)被称为“参加革命”。对于一个还未成年、一直在亲人温馨呵护下生活的我,对将去投入的这个所谓的革命阵营,非但没有多少好感,而且是充满了疑惧和惶惑。早在1948年国共内战时期,我从父亲那里就看见过一本白皮封面大黑字的小册子题为《铁幕下的悲哀》。“铁幕”就是指的毛泽东暴政统治下,各种血腥恐怖的事件,真是叫人不寒而栗。那时看了还只是恐惧,现在一切都成了现实。谁知道在那个“革命阵营”里等待着我的是什么呢?不去吗?无法生存。那时根本没有个人谋生的途径,只有去吃“革命饭”。大概正是由于这种惶恐和无奈的心绪,我父亲去到成都一座叫“青羊宫”的庙上在神前给我求了一“签”卜问我的“前程吉凶”。谁知得到的是一张“下下签”,上面竟然这样写着:

“虎入围场,弓矢齐张,纵能逃脱,难免惊惶”

“签”上都是所谓的“隐语”,即比喻之类的话,但一看就知非吉言也。父亲当时简直惊呆了,我看见他眼里闪动着泪花。为了减轻父亲心里的负担,我装着无所谓的样子说:“信他这些鬼话干什么?全是无稽之谈。”我姑姑也附和着我说:“读书人别信这些,孔子不语怪、乱、力、神,这签上的话更不必去当真。”话虽这么说,可是大家心里都好像笼罩着一层什么阴影。所以当我离家那天,他们把我送到成都市北门梁家巷分手时,父亲和姑姑都忍不住哭了。我一下也无法自持,于是哭成了一团。这时我心里想起了《铁幕下的悲哀》中说的“拆散家庭”的惨剧,没想到“今朝都到眼前来”了。我边走边回头望着他们离去的背影,不禁想起了中学课本上朱自清先生的散文《背影》,更油然而生了生离死别的悲痛……

在当时官方宣传的流行用语中“革命大家庭的温暖”是叫得震天响的一句话。就像今天的“X个代表”,“N荣N耻”差不多。可是我自从投入这个所谓的“革命大家庭”以来,就从未体验到半点的“温暖”。真正体验到的只有无情、冷酷、尔虞我诈,乃至你死我活的争斗。今天我看到有的人写回忆录式的文章时,说什么五十年代反右斗争前,社会风气如何“正派”,人与人之间关系如何“真诚”。真忍不住想问他一句:你当时是被人“监督”,还是在“监督”别人?在这个所谓的“革命大家庭”里,冠冕堂皇的口号是“互相监督,共同进步”。实则是少数人“监督”大多数人。少数人在“追求进步”,多数人则常处于“落后挨整”的状态。这些少数人首先是党员,那是“大哥大”,绝对拥有“监督”别人的特权,其次是团员和一些所谓家庭出身成份“好”的人,他们是“监督”者中的“第二梯队”,此外还有些家庭出身不“好”,又想追求“进步”的,只好卖身投靠到一、二梯队去充当“外围”成员。鄙人既不可能跻身一、二梯队,又不想去当“外围”成员,所以处境可想而知了。

那时没有双休日,只有星期天是休息日。一到这天晚上学生们便按班级、或分小组召开“生活检讨会”。“生活”如何“检讨”,实在耐人寻味。原来所谓检讨“生活”就是找每个人这一周里的缺点、毛病。说“每个人”不确切,党、团员那肯定是先进的,所以需要“检讨”的每次都是我们这些“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的落后份子。人家为了表明自己的追求“进步”,靠拢组织,就在我们这些人身上“鸡蛋里挑骨头”似的找毛病。比如有一次吃饭时用胡豆(蚕豆)当莱,由于那个胡豆很老,壳很硬,我在吃的时候便将壳出吐来丢了。那些“进步”人士便在生活检讨会上骂我是“资产阶级少爷小姐的样儿,吃胡豆还要吐壳,没有一点劳动人民的思想情感”,甚至还要联系到我的家庭出身,父亲是国民党的反动官吏等来分析批判我的“思想根源”。我实在受不了,便说:“不就是吐丢了几个胡豆壳吗?什么就资产阶级、劳动人民了。莫非劳动人民吃谷子不去壳吗?”这一下不得了,说我“仇视劳动人民”,几个周开生活检讨会都“请”我当“主席”。诸如此类的麻烦简直经常不断。尤其是说话,稍不注意就说你是“政治上原则性的错误”(那时还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一词)。而且我发现那些专门“监督”人的“进步人士”,学业上考试都常不及格,却成天专门注意别人说了什么,作了什么,还拿来记在一个小本子上。就凭这一手“靠拢组织”,人家不但照样毕业,分配的单位还比我们好。

那个年代的学生,都尚且生活在这种令人窒息的气氛中,其他人就可想而知了。一个远离家庭、亲人的我,在恐惧不安中找不到任何人可以倾诉,更不可能有人给你半点宽慰,真像生活在一片沙漠里,看见的是狼影幢幢,听到的是狼嚎阵阵。我好想离开那个什么“革命大家庭”,我好想家、好想亲人,甚至想得在夜里一个人偷偷地哭。但一切路都被堵死了,完全身不由已,只有任人摆布。也可以说,就是从这个时候起,在我少年的心中已经朦胧地意识到,这个制度是非人性的,反人性的。

好不容易盼到了毕业,虽然我业务考试各科成绩都名列前茅,但唯有不考试的“政治”一科我是不及格的。所以那些通过补考才勉强及格的,但政治上表现好,家庭出身好,照样分配在成、渝、昆明等大城市大厂矿里,我则被分配去川南小县隆昌县一个新建的厂叫隆昌碳黑厂(后更名隆昌气矿),是一个用天然气生产工业原料碳黑的工厂。

临行前我的班主任老师刘祖贵,是个老教师,把我叫去单独对我说:“严家伟,你人年轻聪明,成绩也好,就是政治上要多争取啊……”说到这里,他似欲言又止,我已明白了他的意思。中国的许多事,人人都心知肚明,就是不能说穿。

我们有十来个同学,分配到这个厂,半数都是或家庭出身不好,或政治表现落后的。其中好像对我印象特别不好。认为我资产阶级思想严重,政治上表现落后。这些东西你一离校,档案便如影随形跟着你转到你所在的单位来了。这就是人家对每个人的有效监控。于是厂里人事科不让我搞统计管理工作,分配我到机修车间一边作生产记录,一边与工人一起学习干钳工。还美其名曰:先到基层车间锻炼。一天到晚弄得我筋疲力尽,人家还说我劳动态度消极。

1955年春有一次搞什么安装抢修突击,连续加班,累得我身体实在无法支持了。要请假必须有医务所医生的诊断证明,否则免谈。我抱着试一试的想法去到医务所。先看到的是那个什么张主任,一脸不耐烦的样子对几个要求请病假的人说:“你们体温正常不发烧,我不能给你开病假条,要不然领导追究下来,我都要倒霉。”我见此状,便走到另一间屋去,看见坐着一个中年女医生,不但仪态端庄,面容慈祥,且说话和气,我这人有点“以貌取人”的习惯,便觉这位女医生应是个心地善良的人。我当时完全是一副孩子模样,怯生生地向这女医生说自己:“头痛、头昏、周身乏力……”却一时还未敢把想请病假说出口。谁知那女医生忽然问我:“你说话口音像是成都人吧”?我连忙说是。女医生说:“我也是成都人,老家就在西门长顺街,你呢”?我说:“我家在西门抚琴台街”。女医生笑着说:“哎哟,隔得好近,街坊邻居啊”!接着她又感叹似的说道:“离开成都二十多年了,好想回去看看,就是没时间。”那时,过春节也只放三天假,交通又不便。我说:“我也成天想家呀!”于是他又问我家里还有什么人,甚至笑着问我结婚没有?我说:“我才17岁呢,哪有资格?”她笑着说:“明年就够资格了”。那时没有计划生育,没有什么“晚婚”,18岁就可结婚了。

我们越说越投机,于是她小声问我:“是不是累倒了,想请一天假?”我红着脸点头默认。她抿嘴一笑说:“我看你也没什么大病,就是身体显得单弱点,斯斯文文像个女孩样。”边说就给我开了一张诊断证明书,上面写着:上呼吸道感染。查T.38度。下面署上医生的名字“熊先蓉”。就这么一天病假,也可让一个快被奴役式的劳作压垮的人缓过一口气来。这是我到所谓的“革命大家庭”中来后,第一次有人这样主动关心和帮助过我。因此“熊先蓉”这个名字便永远占据了我心田中的一个位置。

以后我们上下班相遇,总要互相点头打个招呼,我开始很有礼貌地叫她“熊阿姨”,她连忙悄悄对我说:“别这样喊,人家听见又是什么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了。”那年代就这么可笑又可怕,于是我只好叫“熊医生”。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接触不断增多,彼此都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原来她的丈夫姓刘,是国民政府的一个军官。1949年共产党占领隆昌后,第一个被杀害的就是她的丈夫。这时熊医生才三十二岁,但已育有四个女儿,一家的生活重担就压在她身上。幸好熊医生早年毕业于成都医士学校,而那时共产党是奇缺医务人员,因此她才有了一个“参加革命工作”的机会。否则,你一个“反革命份子家属”讨饭去吧。就这样她含辛茹苦地带着四个女儿过着十分清苦的生活,我几乎没看见她穿过一件新衣服。听她讲她与丈夫刘先生也是包办婚姻。凭她的才貌完全可以另成新家。但中国的女性,就这样富于奉献和牺牲的精神,矢志不回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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